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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坏处辩论资料,开卷有益辩论资料,开卷未有益的辩论资料,辩论资料

发布时间:2012-08-17 来源: 开卷有益辩论资料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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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 知识精英,是指社会上,知识丰富,见识广泛,见解深刻的人。他们不但具有学富五车的知 识, 还应该具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能够正面的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知识精英与知识分子的区别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 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 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包含了几乎一切以脑力劳动 为主的社会成员, 但是知识精英则主要指其中那些更具有社会代表性的精英分子, 是知识分 子中的进步人士,是引导社会发展的力量。

对知识精英的常见误解 很多人把知识丰富的人都叫做知识精英, 这是对知识精英的误解, 知识精英中并不包括那些 利用知识,损害他人损害社会的不良分子。知识精英应该是正面地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而 不是利用知识做坏事的。

也有很多人知识精英都是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 这也是不正确的看法, 有很多社会知识精英, 可能并没有从事多么体面的职业,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推动社会的发展,他 们的作为可能跟社会地位并不相符,但是不能说他们不是社会的知识精英。

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 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 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 它是 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

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而来的评价问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精英文化概念界定 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 传播和分享的 文化。

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 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 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按他们的解释,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及其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现代以来,我国出现 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 其后也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 化,现在初见端倪的则当是经济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

2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考 社会学家李德顺对于文化的理解, 不少人有这样一种看法, 即认为 “精英文化” 就是 “高雅” 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低俗”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化历来就有“高雅文化”与 “通俗文化” 、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那么,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又意味着 什么? 对文化之“雅”和 “俗”的两种不同理解 对文化之“雅”和“俗”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取它们的价值评价含义,就是“根 据文化品质的高低优劣”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说一种文化现 象是“雅”还是“俗” ,与它“是谁的文化”不同,而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行 为的判断。它的前提是承认:文化文化,就是要以“文”为上,以“雅”为上,不“文”不 “雅”便是缺少文化,便是蒙昧、落后和野蛮。比如:我们把精美的艺术成果、深刻的学术 著作、文化品位极高的行为和思想、崇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等称为“高雅”和“优秀” ,而把 与之相反的判断为“庸俗”和“低俗” 。这里的“雅”和“俗”意味着评判一种文化现象品 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走向的提高与普及等等,总之一句话: 是“好”还是“差” ,意味着褒贬评价。这也就回答了划分的意义问题,意味着:社会文化的 建设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因此必须旗帜鲜明扶持高雅文化,反对庸俗文化。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雅俗”概念的本义。但是,在日常的语言和应用环境中,人们却还是 要给“雅俗”加进以下的另一种含义。即是取它们的主体性含义,就是“根据什么人来占有 和享用”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 ,什么属于“俗文化” 。这样, “雅文化”就可以和“精 英文化” 、 “贵族文化” 、 “君子风度”等联系在一起,是指以社会上层人群为主体、满足有较 高地位人群需要的文化;而“俗文化”自然也就与“大众文化” 、 “平民文化”乃至“市井文 化”相联系,指以社会下层人群为主体、满足一般大众需要的文化。从逻辑上说,这种理解 和划分只是反映文化有不同的主体类型和层次, 如果不加进身份等级歧视和阶级偏见, 应该 说其中并不包含(至少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包含)褒贬的含义,并不意味着“高低、优劣、 贵贱”之分。

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 上述两种含义是不应该混淆的。对于“俗、雅”与“大众、精英”之间的联系,要有具体的、 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不能轻易在它们之间画等号。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 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事实上,文化的“雅俗高低”是要在每一次的创 造中具体地显现和接受评判的,并不是谁家固定不变的专利。不要忘记,我国千古名篇《诗 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作风 雅之极的宫廷御制、状元文章等,如今却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历史的垃圾。此外如 《水浒》 、 《西游记》 等小说, 京剧等戏剧, 中国传统工艺等, 原都是来自民间的 “大众文化” 、 “俗”文化产品,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不论大众的还是精 英的文化,都有自己“俗”和“雅” ,都有自己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提高 问题。历史证明, “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贵和优美;而“精英文化” 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们的俗气、无聊和空洞。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 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

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不大注意对“雅”和“俗”的两种含义加以区别,由此造成了一些 严重的误解,甚至偏见。例如在某些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 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 实为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以少数 人的口味为准, 把他们所欣赏的文化风格当作了唯一的标准, 无形中已经预先地包含着脱离 现实、轻视群众的成分,从而忽视了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权利。

从我们的现代观点看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因为说到底, “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 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 ,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 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对“文化世俗化”的现象应有冷静的思考 “雅俗” 本身是对文化现象品位的一种描述和判断, 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中心, 并不是对文化主体(精英或大众)的界定,不应该将二者轻易地等同或混淆。同时,在如何看 待“雅、俗”与“精英、大众”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们在文化 观念上的根本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差别。

而在涉及根本文化立场的问题上, 我们更要旗帜鲜明 地坚持人民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旨。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 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 “重心下移” 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 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 。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

“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 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 ,而应视之 为一种“归位”和“落实” 。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 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 ,则应 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精英(汉语词语) 通过对社会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研究, 说明社会的性质和统治关系的西方政治学、 社会学理 论和研究方法。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 人物” 。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 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英。其中极少数的 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对政治发展方 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决定着政治的性质。

认为必须分析这些政治精英才能揭示政治的本 质和规律。

2 基本解释编辑 (1) [essence]∶精华;最宝贵的事物 齐楚之精英。—— 唐? 杜牧《阿房宫赋》 故宫博物院里, 藏有许多我国古代文化的精英 (2) [outstanding person]∶最宝贵的人才 集中华之精英[1] 3 引证解释编辑 精华。指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

三国魏?刘劭 《人物志》 :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 兽之特群者为雄。

” 晋?葛洪 《抱朴子?嘉遁》 :

“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

” 唐 杜牧《阿房宫赋》 :

“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 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

” 宋?苏轼《乞校正奏议札子》 :

“如贽之论, 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

” 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

“只要撮取报章, 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

”[1] 精英(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主义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

尽管人们可以从柏拉图、马基雅弗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精英主义的蛛丝马迹,但是,一般观 点认为系统而有影响的精英主义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其发展 的顶峰。

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 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 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 论证了精英主义。

当代中国根本的决策规范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反对精英主义,又反对大众主义(或称民 粹主义、平民主义,要求无条件代表社会普通民众的利益,反对任何精英特权和官僚等级) , 它寻求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即群众路线既有精英主义的成分,又有大众主义的成分。

知识分子(词语解析) 作用一个社会阶层, 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

在不同历 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

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和政治语境中, 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 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 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定义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由于受西学影响,朦胧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如称知 识分子为“学界分子” ,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直至 1921 年(辛酉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 ,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 属于 “脑力劳 动者” 。

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 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 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 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将长期存在, 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 城 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 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1)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 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2)知识分子是古代读书人,或古代“士”的现代延续。古代读书人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 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从这个角度,现代 中国社会已无知识分子。

(3)现代社会仍然有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识分子为敬语的习惯,一般指学历 较高、读书较多的人。

(4)知识分子的蔑视名称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朝、文革及以后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地 位的低下。

(5)党外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 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分 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

(6)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 但在中国知识界, 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 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 1987 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 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 的。然而,在美国,20 世纪 20 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 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 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 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 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发生了问题。[1] 2 来源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据一些学者考证,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 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 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 intellectual。前一个词来自俄国,1860 年由俄国作家波波里金 (Boborykin)提出, 专指 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 一小圈人物。

“知识分子”是指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 们再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后者则是法国一些学者从前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后开始 广泛使用,这个词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 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2] 3 理解 综述 理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入手:第一, “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 对象是什么?第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 际上包括那些人? 指称对象 “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 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 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 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 intellectual。这两 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 来自俄国,1860 年由作家波波里 金(Boborykin)提出,专指 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 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 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 他们 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 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 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 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 )使用。当 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 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 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 识, 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

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 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 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 intelligentsia 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 反抗精神的人, 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

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 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 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 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 来自法国,起源于 1898 年的 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 。左拉在 1898 年 1 月 13 日以《我控诉! 》为题给总统写了一 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 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 (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 )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 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 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 intellectuels 专指 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 教授及艺术家, 他们批判政治, 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

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 谈 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 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 此传统来看, intellectual 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 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 intellectual 泛指“知识分子” , 而 intelligentsia 则专指“知识阶层” 。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 。

“士”在中国 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 。荀子有“儒者在本朝 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 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 或混乱的时期, “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 以降的科举制度, “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 ,整个官僚系统 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 “士”成为民间社 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 “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 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 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 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 古宗教的“俗世” (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 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 。

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 ;其代理人是教会僧 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

因此, 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 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 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 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 。统治阶级既 不能承担“道” , “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 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 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 《论语》 “里仁” )又说:

“士而怀居,不足以 为士矣。

” (同上“宪问” )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 具有宗教性( “天道” )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 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 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 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 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 而出现的, 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 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 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 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我们 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 ,与西方的用法也 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 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基本特征 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

“当人 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 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 种分工的基础是, 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 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 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

当代社会学 大师帕森斯(T.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 的看法,知识分子的产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 。所谓哲 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宇宙世界有了一个概念化的掌握, 即意识到人之自 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的需 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 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文化事务专家即某种意义上的知 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这些问题。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几乎都是教 士、先知、哲学家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 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社会发展的早期, 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 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 “文化事务专家” ,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 ,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 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 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 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 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 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知识社会学的 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 (free-floating ) 。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 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 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 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 “自由飘游”的、相对独 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

①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 的关怀;②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 是他们的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④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 上, 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 ⑤他们深信社会现 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康菲诺综合出来的五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

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 ,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 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 对联的下句为证: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 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便写过一篇“事事关 心”的杂文。他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更写道: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 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

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或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 来观察,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纪。西 欧启蒙 运动中 的“ 思想家 ” ( philosopher ) 大概可 代表 西方知 识分 子的原 型; 俄国的 intellegentsia 的远源也只能上溯到 18 世纪。与西方相对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算是源 远流长,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中 断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基本上是处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或 “士” ,他们在儒学的熏陶下具有一套传统。根据钱穆的意见,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 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诸子百家可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 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的“士”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引诱 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 “士”的特性在于以人 文精神为指导,以内发式的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 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而不以成就知识为主题。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 始终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庄子,著书讲学也对政治抱有很大的兴趣。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二点基本差异:第一,中国的“士”不 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 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 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 “为王者师” ,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 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 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 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 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 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 军才有存在的价值,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 “弘毅” ,讲求“以天下为己任” ,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 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

指代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 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 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 。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 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的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 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 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 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 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 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 往往忽视了他们 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 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 ;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 定就是知识分子, 除非他写作、 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 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 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 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 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 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

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 《简明哲学辞典》 “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

” “工 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 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

”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 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 织部称“科技干部” ,人事部称“人才” 。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 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人都是知识分子。

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国家公务员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

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干部知识化、 专业化, 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 已经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如果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 专业知识水平来看,无疑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许多人原来就是知识分子。但是, 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以 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 知识, 但他们主要是管理社会, 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

另一方面, 我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

就此而论, 国家公务员是政 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 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凡是党政机关 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 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 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 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看做一种底下的标 志,国家大搞“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他们,也叫“知青” 。

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 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 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 度看待自己的成绩。

知识分子的迂腐与顽固有时候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同时知识分子往往 循规蹈矩,没有胆略,不具侵略性,甚至过于民主,不愿意影响别人也固执地不被人影响, 自己没有纪律性也不想用纪律约束别人。

这些鲜明的特征是知识分子没有成功的原因, 如果 能克服这些弱点,也许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会更大。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 个命题是一个政治命题。实际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

体制 "体制",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 相应关系的制度。

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 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

如:学校体制、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体制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体现形式。它为基本制 度服务。基本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单一性,而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而从历史唯物 主义角度上来说, 体制是联系社会有机体三大子系统——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 的结合点,是三者之间发生相互联系、发生作用的桥梁和纽带。

1 词语概念 词意探源 (1)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如:国家体制。

(2)指体裁;格局。

郑玄《诗谱?周颂》孔颖达疏:

“然《鲁颂》之文,尤类《小雅》 ,比之《商颂》 ,体制又异。

” 嵇康《琴赋》 :

“体制风流,莫不相袭。

” (3)指艺术作品的体裁风格。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

“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

” 基本解释 1. [system of organization;system]∶组织方式, 组织结构 2. [style]∶文章中的结构, 体裁 详细解释 1. 亦作“ 体制 ” 。诗文书画等的体裁、格调。

中国立法体制, 程序与监督 国 魏 嵇康 《琴赋》序:

“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 莫不相袭。

”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附会》 :

“夫才童学文, 宜正体制, 必以情志为神明, 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 詹鍈 义证:

“ ‘体制’也作‘体制’ ,包括体裁及 其在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也包括风格。

” 唐 刘知几 《史通?六家》 :

“唯《东观》曰‘记’ , 《三国》曰‘志’ ,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 宋 郭若虚 《图画 见闻志?花鸟》 :

“﹝ 崔白 ﹞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

” 明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四部 正讹下》 :

“ 《穆天子传》与《列子》体制不同,各极古雅。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

“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

” 2. 亦作“ 体制 ” 。格局;规格。

宋 程大昌 《演繁露?投五木琼橩玖骰》 :

“博之流为摴蒱,为握槊(即双陆也) ,为呼博,为 酒令,体制虽不全同,而行塞胜负取决於投,则一理也。

” 明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经 籍会通二》 :

“ 马 氏始仿 刘向 前规,论其大旨,体制駸駸备矣。

” 3. 亦作“ 体制 ” 。犹结构。

清 顾炎武 《北岳庙》 诗:

“岳祠在其中, 巍峩奉神殿, 体制匹 岱宗 , 经营自 雍 汴 。

”田 北湖 《论文章源流》 :

“古人造字,尚未卒业,为部首者,五百四十;依其昔例,互乘参错, 一一比配,益以颠倒反侧,穷体制之变,宜得十万字,庶合孳生之义。

” 4. 组织制度。

南朝 宋 孝武帝 《重农举才诏》 :

“尚书,百官之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

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材成构,羣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覈 勤惰,严施赏罚。

” 明 沈德符 《野获编?内阁三》有《宰相朝房体制》 。

陈毅 《南京》诗:

“四大家族浪淘尽,独裁体制草拉烧。

”如:教育体制。

5. 礼制;规矩。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侍郎不肯受礼,道:

‘如今是朝廷命官,自有体制。且换了冠带, 谢恩之后,然后私宅少叙,不迟。

’ ” 《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

“一个钦命二品大员,正合着 ‘三命而不齿’ ;体制所在,也不便过於合他两个纡尊降贵;只含笑拱了拱手。

”民国二十二 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袁可立墓》 :"按此碑署尚书官漏太子少保字,不书讳可立,似均 未合体制,亦睢人固蔽之一端也。"[1] 2 基本含义编辑 体制,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业单位。如:

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

体制和机制的中心语和使用范围不一样, 机制由有机体喻指一般事物, 重在事物内部各部分 的机理及相互关系。

政治学概念 在中国, 体制主要指中央集权制, 即国家政策和各种法规的制定, 官僚机构及军队的设置, 以及 各级官僚和军官的任免等, 都由中央直接下令, 或将权力委派给各级政府, 委托各级政府为其 代理区域事务管理的一种权力运作体系. 体制和机制的中心语和使用范围不一样, “机制”由有机体喻指一般事物,重在事物内部各 部分的机理即相互关系, “体制”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体制是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

不同的管理机构和不同的管理规范相结合就 形成了不同的体制。总之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 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

如经济体制则是指具体的组织, 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运 行的制度,方式,方法的总称。

另外, 体制一词还有文体的格局, 即体裁的含义。

如诗歌的体制可分为古体、 近体两大体系。

政治体制 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 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不合法的政府或是无法成功行使权力的政府也有其政体存在, 无论其 统治品质优劣,一个失败的政府仍然是政府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个公司内部拥有官僚架构, 也能被视为“政府”的一种。不过,本条目只述及国家的政府。完 体制分类 政治体制 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及相关法律和制度, 简称政体。

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政体包括了一个国家纵向的权力安排方式, 这也叫做国家结构形式; 它还包括了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这通常称作政权组织形式 (在 中国大陆,政体往往等同于政权组织形式) 。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不合法的政府或是无法成功行使权力的政府也有其政体存在, 无论其 统治品质优劣,一个失败的政府仍然是政府的一种形式。

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通常为一个国家)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的各种机制的总和。通常 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

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 流通和分配的具 体形式或者说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

社会的经济关系, 即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个 方面、各个单位、各个个人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通过这样的体系表现出来。

经济体制除了指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如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 输等等各自的管理体制,此外各个不同企业的企业管理体制也属于经济体制的范围。

经济体制的不同,体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同,而社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制不同。

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是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的结合体、 统一体, 它是由教育的机构体系与教育的规范体 系所组成。

体制改革 政治 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 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 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 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 1987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 议程。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 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到现在为 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 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 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经济 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 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 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种 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 方面,这些环节和方面又都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因此,我们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坚持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 的环节和方面。

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是为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 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当前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僵化的、 严重束缚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先进各国一 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与方法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而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达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采取了鼓励闯、放手干,先做游戏,后定规则的策略,经济 建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从总体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改革。

经济作为社会物质基础部分,改革可以从基层开始,局部的变动是可控的,在一个渐进的过 程中是不足以影响全局的。但政治体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触一发而动全身,它的改革 不能简单的套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模式。

在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 必须牢牢的把握改革的方向, 主要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在具体实施之前,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有一个总体的设想和方案,通过法律的形式 把主要内容和基本程序固定下来。做到先定规矩,再整体有序推进。

因此,邓小平说中国 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自下而上经 济体制改革一个很好的例子。

体制内 体制内就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而那些不 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边缘的部分就叫体制外。

1 主要人群 泛指公务员、 国企编制内员工或国家管理阶层家属等代表国家权力或依靠国有资产获得收益 的群体。

能够依靠政府权力取得稳定的合法或者非法的超额利益的公务人员的集合。

2 其他解释 按现代汉语词典说法,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制度;又指文章的体裁、文体的 格局,如五言、七绝、八股等等。

体制外 体制外就是指在国家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不起主导作用或者边缘的部分的 一部分。而那些处于主导地位、就叫体制内。

这两个词一般是台湾的政治术语。[1] 体制内就是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例如打官司,参 加议会竞选来表达自己政治诉求。体制外就是在法律范围外搞一些街头抗争甚至是群众暴 动。

体制外政党 体制外政党组织指体制外,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种组织。党的地方组织一方面贯彻 中央党组织的政策,一方面指导基层选区组织的发展和活动。

1 慨念 在社会先有一个体制外会议主导, 在体制外会议经过政党协商达成共识之后, 再 召开国民大 会进行修宪. 大多数学者认为, 国民大会一机关修宪的结果, 就是藉由不断的修宪, 索求 自身 的利益, 而要求更多的权力. 这就是学者所谓的坐收修宪租。

2 内外区别 当代西方政党的党内权力分配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体制内政党组织与体制外政党组织 之间的权力分配, 在西欧国家主要表现为议会党团与议会外政党组织之间的权力划分;在美 国还要加上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与体制外政党组织之间的权力划分。

二是体制外政党的中央 组织与地方组织、 基层组织之间的权力分配。

对权力资源在各类政党组织之间的分配进行重 点考察,力求从一个侧面抓住政党组织变化的实质, 揭示西方政党组织变化的总体趋势。

体制内政党 是指那些在一个国家政党政治运作中起主导或重要影响作用的一个或多个政党。

体制内政党 在协调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过程中, 表现为各政党用纲领、 政策和领袖的个人魅力在公开的 选举竞争中争取选民的支持,并以选举竞争中所形成的“人民的公意”作为合法执掌国家权 力的依据;而各政党为了获取执政权,就不能不在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 反映公民的政策选择和政治意愿,从而使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使政府系统 民主化,这无疑是一种民主的进步。 1 简介 体制外政党组织 指体制外,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种组织。党的地方组织一方面贯 彻中央党组织的政策,一方面指导基层选区组织的发展和活动. 2 与制外政党联系区别 体制内政党指对国家政治生活起主导作用的政党, 体制外政党指虽然可以合法存在、 但对国 家政治生活影响微弱或基本没有影响力的政党。

在议会体制下, 体制内政党指的是议会内的大党派; 而体制外政党指的是那些不能进入议会 的政党, 一些虽然在议会内拥有席位但不足以组成议会党团、 对议会整体格局难以起到较大 影响的小党也应当视为体制外政党。

一般来说, 体制内政党在议会内都有自己的党团组织, 通过党团组织来管理议员的投票和提 案。议会政府制的国家中,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工作。一些国家对体制内政党的议会党团组 织是由补助的, 但并不是所有在议会内有合法席位的政党都可以成为议会内政党, 而是有一 定的标准。而体制外政党则很难进入议会,或者在议会中的作用非常小。譬如台湾地区的新 党,在代议机构中仅有一个议席,其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有些国家中,因为小党林 立,一个议席也可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譬如以色列,所以任何一个进入议会的 政党都不能够忽视。

但是由于没有政府的补助, 体制外政党的运作必须靠自己的党费和募捐 进行, 处境要比体制内政党更为困难。

加上体制内政党拥有公权力, 在选区划分、 选举程序、 选票点算等方面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从而限制体制外政党的发展。

体制外政党也不是永远在体制外的, 譬如日本的民主党在近几年崛起迅速, 甚至有可能在今 年 8 月底的选举中击败自民党。

而英国自由党则被后来居上的工党挤出了两大党的位置, 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大减。

3 长期执政 发展中国家政党怎在多党民主体制内长期执政? 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党政治的时间相对较短, 经过自主探索和外部作用, 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仿照西方的政党运作模式, 在本国建立了多党民主制。

多党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竞 争性民主, 即代表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党通过竞争获取政权。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盲目引 进多党民主制。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政党无序竞争,国内乱象频发,贻误发展良机甚至引 发冲突战乱。

也有一些国家的强势政党对多党民主制进行本土化改造, 独立自主地探索出具 有本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体制,保留了西方多党民主制的外壳,利用了多党制的“游戏规则” 实现长期执政,确保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4 维持政治地位作法 利用自身权威资源 利用自身权威资源,构建有利于本党的权力体制。从形式上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非、 坦桑尼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照搬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 但实质上, 这些国家的现执 政党却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其加以改造,成功地使多党制演变成“一党独大”或“一党主导, 多党合作”制,把三权分立变为党、政、立法三位一体,从而形成以该党为主、其他政党有 限参与,保持议会民主形式的体制特色。

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利用执政优势,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与社会资源, 通过精心设计立法程序, 人行党的政治精英把持着总理等重要职位和议会的多数席位, 造就 了新加坡立法和行政重叠, 政党和政府统一的政治体制, 使其他政党无法参与到权力体制中 来,牢固确立了本党的主导地位。马来西亚的三权分立体制也没有多大实质意义,以巫统为 核心的马来西亚国民阵线长期集国家的政治大权于一身, 议会立法权、 司法权长期受到政府 行政权的左右。

柬埔寨人民党在羽翼丰满后先后将森朗西、 拉那烈等极具威胁力的政敌清除 出国会和政府,扫清了施政道路上的障碍, 几乎全面掌控着参议院、政府和国会的要害职位, 从而形成了看似人、奉两党联合执政、实为人民党一党决策,形式上实行多党制、实质上却 是人民党一党执政的政党格局。另外,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治强人把持国家政权,政 党的作用相对弱小,甚至是政党政治的点缀品和政治强人的依附品。

利用宗教文化特性 利用本国的宗教和文化特性塑造“主流社会价值观” ,营造有利于政权稳固的思想和文化氛 围。

宗教和政治文化是影响政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因素。

任何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都要以一 定的宗教、政治文化氛围为前提,受特定宗教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 殖民和专制统治下,社会重视权威,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亚洲国家还深受儒家思想和伊 斯兰教的影响,强调集体、一致、克制、宽容和服从观念。非洲国家文化也强调统一、群体 意识、等级秩序等思想。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虽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较深,但对民众影响 更大、 更持久的还是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集体和顺从意识已深深地渗入到发展中国家的政 治文化中,西方多党制所宣扬的民主、多元、自由等理念还不能完全被发展中国家民众所接 受。在这种文化和宗教氛围中,民主的成分极少,民众的参与意识不强,反对和挑战权威的 思想与做法得不到多数人响应。

一些国家的强势政党较好地顺应了这种传统文化, 并凭借自 身的优势地位加以宣传和弘扬,使之成为本民族的整体“价值观” ,用来教育和强化民众的 集体和顺从意识,为建立集权政治、抑制反对党成长确立了一种有效的文化机制。但也有一 些国家的优势政党在执政后利用这种文化机制逐渐走向权力过度集中、 个人崇拜和权力神圣 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刚果(金)前总统蒙博托的“非洲特色”学说:强调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一个领袖。

作用范围 把反对党限定于“存在” ,但“不发挥实质性作用”的范围内,以捍卫自己的独尊地位。在 议会民主制度下,反对党是挑战执政党地位的政治对手,是执政党遏制和打压的对象。发展 中国家的强势政党更是采取各种手段严防反对党坐大。

其惯用的手段包括:

制定不利于反对 党的选举制度;削弱反对党的力量;抬高进入议会的门槛儿等。由于选举制度是影响选举结 果和议席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国执政党均为此煞费苦心。

新加坡实行小选区或单名选区 和集选区两种选举制度。

人行党经常通过在选举前调整选区划分方式打乱反对党的计划。

埃 及目前实行的是绝对多数选举制。

政府为保证民族民主党的绝对取胜, 通常在选举之前将反 对党占优势的地区整块或分割成几块并入支持当局的一个或若干个地区, 以削弱和分散反对 派的势力。

还有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一方面分化反对党联盟。

另一方面将进入议会的得票率提 高,使反对党只能望“阁”兴叹。一些国家采用发展公民社会的方式鼓励民众直接参政,弱 化政党(反对党)的作用。

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将代议制民主改为参与式民主,其目的就是把委内瑞拉变成“社 区国度” ,以抵消政党特别是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所以, 在“一党独大”或“一 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存在着西方民主选举的程序外壳。

也已失去了“选举”的实际意义。然而,反对党的存在是议会民主制的前提,也是“一党独 大”和“一党主导,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对党的存在对于很多发展 中国家的强势政党而言可以起到双重功效。

这些国家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政党 制度, 减少来自西方的责难与压力, 甚至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援助和债务 减免及贸易优惠等;又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危机和忧患意识,促使其进行自我约束,保持清正 廉洁的作风,增强强势政党的合法性。同时,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使其能够 发展自己的组织,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抚反对党的作用,使之不会轻 易采取过激行为颠覆有利于强势政党的现行体制。

例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谈判、对话等手段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 做反对党工作,强调党际对话、协商与合作,为照顾反对党的利益,形成了总统出访必指定 一名反对党成员随行的惯例。通过努力,坦朝野矛盾得到极大缓解,形成公开政治对抗的可 能性下降。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 促 进政党政治平稳运行,维护社会稳定。允许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各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 问题进行反复磋商,争取求同存异。反对党原有强硬不合作的立场有所减弱,有利于埃革阵 长期执政。

获取民众支持 通过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创造良好的执政绩效来获取民众的坚定支持。

任何一个政党要获 得国民的认同, 必须有驾驶全局的执政能力和卓著的执政绩效, 执政能力和绩效是政党执政 “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些发展国家政党能够长期维持执政地位。就是因为其显著的 政绩,从而获得了国民的认同与支持。一些党以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为工作重点,政策务实 有效,从而赢得选民的支持, 实现了长期执政。 作用 作用的基本解释是对事物产生的影响、效果,衍生解释有作为、努力、用意、施行法术等。

工程术语中的作用为施加在结构上的一组力或引起结构变形的原因。

药理学术语中的作用为 药物引起的初始反应。

1 基本信息 释义:

①对事物产生影响:作用;力;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从而产生印象。

②对人或事物产生的影响、效果:副作用;消极作用;带头作用。

③用心,用意:他的话是有作用的。

2 基本解释 1. 对人或事物产生影响 2. 对人或事物产生的影响或其功能、效果 积极作用 3. 用意 他这话是有作用的 4. 作为;行为 老先生英雄作用, 固不可测。——《好逑传》 5. 做;处理 看他怎生作用[1] 3 引证解释编辑 1. 作为,行为。

《魏书?孙绍传》 :

“治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

” 《好逑传》第二回:

“老先 生英雄作用,固不可测。

” 2. 努力。

唐白居易《赠杨使君》诗:

“时命到来须作用,功名未立莫思量。

” 3. 谓着意加工刻画。

唐皎然 《诗式?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 :

“ 《十九首》 辞精义炳, 婉而成章, 始见作用之功。

”清 冯班《钝吟杂录?正俗》 :

“ 李尉都 诗皆直叙无作用,尤为古朴。

” 4. 指用心、用意。

清王筠《菉友肊说》 :

“比较《左传》 ‘投诸四夷,以御魑魅’ ,尤见圣人作用。

”如:他这话 是有作用的。

5. 指施行法术。

《水浒传》第五四回:

“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词。

”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 陆判》 :

“作用毕,视榻上亦无血迹。

” 6. 指法术。

元郑德辉《智勇定齐》第三折:

“作用稀,兵法奇。一会儿遯起天山,师乘地水。

” 7. 对事物产生影响。

郭沫若《屈原简述二》 :

“而他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中一直作用了两千多年。

”孙犁《秀露集? 文学和生活的路》 :

“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 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

” 8. 指产生的影响、效果。如:有副作用;并无积极作用。 体制内外待遇有别 体制外员工是二等公民吗? 必须承认的是,针对体制内、外的职工实行差别待遇、 “内外有别” 、对劳动者不能一视 同仁的制度性歧视一直而且普遍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同是一起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如果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往往会得 到人们羡慕的目光。

无独有偶,我们还能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工作解决了吗?” “有编制吗?”如果回答者 说是“有编制”的,多半会引来羡慕的回应。

据报道,一家单位招聘“事业编制”员工时,只招 20 人,但报名却达到了几千人,而每年 火爆异常的公务员考试更不待言。体制外员工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在行政、国有企事 业单位的没“编制”的员工;一类是在外企、民营企业的员工。

“没编制”的烦恼 放弃毕业时国家所谓的“统分统配” ,走上“体制外就业”的道路,年近不惑的张先并 没有太多遗憾。如今的他已经是某体制内单位的第三产业部门的骨干。虽然当年放弃人事、 户籍档案,没有享受“在编”的待遇,可是他也觉得, “体制外”就业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 会。如果按照“统分统配” ,可能他还捧着“铁饭碗” ,可是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般接受了市 场经济的充分洗礼。

“体制外”就业,有苦有甜,同样是五味俱全。唯一让张先隐隐觉得缺 憾的是,昔日的同学聚会在一起时,相对那些“处长” 、 “局长” 、 “公务员” ,无论在他人眼 里,还是自己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感觉没别人风光。

陈文,大学毕业时正值取消“分配” ,师兄师姐们很多都进入了正式在编的所谓体制内 的单位,于是他成了体制外的一员。经过努力,他进入了一家对他个人成长比较好的单位, 从事着他感兴趣的职业。

与他的师兄师姐们相比, 尽管有养老之远忧, 有漂泊、 不稳定之感, 他还是感受到了“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的戏剧性际遇。他虽然也曾想通过公务员考试 进入体制内,可是还是因为钟爱自己现在的职业而没有去与“千军万马”挤那座独木桥。

在经济快速转轨、社会急遽转型的中国,张先、陈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这样 的“体制外”就业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毋庸讳言, “体制内外就业”的差别,是一种客观存在。

外企员工也想进入“体制内”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拓宽了体制外的社会空间,人们对单位的需求在下降。随着改革 开放不断推进,在部分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人才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体制外” 人才数量已超过“体制内”人才。然而,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压力的挤压下,也出现竞相 进入“体制内”的现象。

“别人觉得外企好,其实我最终的想法是再度进入机关。

”拿着 20 多万年薪的凌至是一 位“海归” ,目前在一家跨国公司上班,他告诉记者,自己出国前曾经在国家机关呆过,经 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角色转换。出国回来后发现,虽然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工资很高,可 是压力大,连轴转,每天加班超两小时,很少 10 时前回过家,基本没有休息日,三餐不定。

房价上涨太快,赚几年可能只够买房的。所以他的理想状态还是回到“体制内” ,房子、福 利待遇什么的都不用像现在这么操心。

现在体制外虽然就业灵活, 可是跳来跳去也没有安全 感,容易产生“朝不保夕” 、吃了上顿下顿没着落的感觉。关键是可预期的上升通道很难看 到,还可能因领导的更替和喜好随时有工作变动的可能。

“体制外就业” ,到底意味着什么? 甚至有媒体形容“体制内外两重天” 。体制内和体制外,难道真是一道难解的谜吗?我 们不妨从现实中寻找答案。

一项调查表明, “体制外”人才普遍压抑感强、压力大,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放 弃人事、户籍档案从某大学出走,到宁波一家国营企业任职的杨博士坦言,由于传统体制观 念作怪, “体制外”员工的地位不高,相应地“体制外”人才就有压抑感。机关事业单位中 “不在编”的群体,在目睹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一个个有了自己的房子,升职或被授予重 任、 外派学习, 虽然自己能力与之不相伯仲甚至更强, 但却因为不在“体制内” 而不能享受。

不稳定感、漂泊感油然而生,也可能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乏干劲的同时,却也因缺乏可预 期的上升通道而动力不足。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针对体制内、外的职工实行差别待遇、 “内外有别” 、对劳动者不 能一视同仁的制度性歧视一直而且普遍存在。

基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关系调整的 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 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内的职工;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确 立, 大量的体制外职工出现了, 如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以及大量涌入城市的外来 务工人员,企业为了降低这部分员工的用工成本,对其实行差别待遇。后来各地还制定了许 多针对这些体制外职工的规定,从而巩固了这种制度性歧视。根据我国《宪法》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的劳动者都应当平等的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劳 动者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受到各种制度性歧视、非制度性歧视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劳保统筹都不 一样,很多因工作需要在不同的体制间调动,但他们退休了却享受不同的差别待遇。体制内 外的差别更大,体制外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劳动保障体系的建立各有差异,有些体制外 的劳动单位的劳保体系还存在严重缺位;其次,体制外比较好的情况,就业灵活,个人利益 比较好,同时竞争非常激烈,归属感、不稳定。就业形式比较灵活的同时,也存在劳动单位 经常性解雇、劳动合同不完善等情况。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 “体制内”可能养“懒人” , “体制外”不会养“懒人” 。随着企事业 单位收入分配的改革, “体制内”养“懒人”的情况,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 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同样的付出和成果,却可能只因体制的不同而有着天壤之别。同样的科 学发明,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研究成果,遭遇也迥然不同。

其次,劳动强度过大,成普遍现象,体制外员工遭遇维权难。在外企、民营企业,这 种情况更为普遍。

据有媒体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很多行业, 员工劳动时间已赶超日韩。2006 年,深圳华为公司 25 岁的胡新宇因没完没了的加班猝死, 引发舆论对“过劳死”的新一轮声讨。面临“过劳死”威胁的,不只是白领,超强度工作的 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也蒙上了阴影。这里的“职工”主要指体制外职工,从珠三角频频发生 的女工连续加班几十小时猝死事件到胡新宇悲剧,无不指向一点:越市场化的地方,职工的 剩余时间越易被压榨。

“体制外员工权益谁来保障”话题尤其显得沉重。

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知名劳动法专家董保华认为,现行法律保护体制内员工,较少关 注体制外员工。

《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很多针对“体制内”的劳动单位管用,而下岗 人员、外地工、民办企业员工等却没有得到法律的荫护。体制内的劳动者“享受阳光普照” , 而体制外的劳动者却面临权利“真空” ,不公平就此产生。

《劳动法》相比之下更应把立法重 点转移至“保障体制外劳动者” ,并且尽可能拉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国外不少国家有健全的 公益诉讼制度,而我国这样的机构是缺位的,一旦劳动者在就业中受到歧视,也只能个人起 诉。

第三,同工不同酬,体制内“隐形”福利扩张,加剧不平等。

所谓同工不同酬,就是 指干同样的工作,产生同样的效益,但所得的劳动报酬和享受的福利待遇却有很大不同。以 本地工和外地工为例,同样加班,外地工的报酬就会低于本地工,又比如休假,几乎没有外 地工能够休满探亲假。更不用说行使选举等公民权利了。长期以来,全国很多地方以及大多 数企事业单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

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正好利用灵活的招工方 式,有意用各种条条框框把员工分成三六九等,人为地造成同工不同酬。 据劳动部门专家、 学者参与的一项调研显示, 在我国政府机关福利项目设置权限缺乏统 一规制的背景下,仅以其中的福利性补贴类项目为例,多数政府机关至少设有七、八项福利 性补贴,而一些体制内单位的福利性补贴甚至会多达十几、二十几项。

第四, “体制外”劳动者期望建立更加规范的人才流动规则。

这是“体制外”劳动者面 临着的又一大问题。随着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加速,很多“体制外”劳动者的户籍、档案基 本处于悬空状态。

“弃档”者更多。据媒体报道,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代管的三四百万份 人事档案中,至少有 60 多万份被主人抛弃。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等国家强制推行的福利政策、职称评定、各种政审等,仍需要人事档案。然而,现 行僵化的人事档案制度与社会人事档案需求明显脱节, 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成为体制外就 业者的一个沉重包袱。

“体制外”人才面临着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期望建立更加规范 的人才流动规则等诸多问题。

“体制外”劳动者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了活力。然而,尽管不少地方“体制外” 劳动者群体已经超过体制内的人数, 但是, 各级政府对这个日渐壮大的群体的管理却普遍薄 弱。全国范围内还很少有机构对“体制外”人才进行信息收集和整理。一些地方的“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调研” ,调查对象仍局限在国有企事业单位, “体制外”人才仍未进入视野。

有学者说,中国正处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等把计划经济的残余改革完了,也就不 存在体制内外之分了。那时,政府将只管失业,而就业则将交给市场,按照供求规律、竞争 规律、价值规律去配置。但目前来说, “体制内外就业”的话题,注定是个长期话题,必须 得到正视。专家呼吁,新形势下,关注“体制外”就业,将其纳入我国就业整体规划视野, 应提上进入我们的议事日程。

(记者 曾金胜) 中国的体制是什么? 曾经有人这么对我说。

中国道德缺失最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宗教信仰。

一个人对 2 个人说; “主 说你去开飞机撞大楼”宗教信仰的人肯定会做,没宗教信仰的人不会做。正因为有宗教信仰 的人相信,愿意相信主说的话,所以同一宗教的人既是是刚见面也可以相信对方 即在战场 上能把自己的背后托付给他的关系。

而没宗教信仰的人对不会相信一个陌生人, 甚至严重的 连家人都不信。中国法律对宗教信仰没多大管制,你要换就换,你可以星期一信基督星期二 信佛星期三信神星期四没信仰。而国外很严格的不允许随便换的。

政治问题如 CCTV 和湖南卫视暗斗, 如官场, 体育, 姚明进 NBA 还要通过这么多的局烦死了, 教育问题多啊,只希望中国再出哥朱镕基 神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那么多问题,只要靠中国百姓才能解决,更何况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神, 自己不努力去解决问题, 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不切实际的人和物上面。

希望某某再世拯救某 个国家,这种思想本质上就是毒害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思想。 体制内外 有人问过我, 政府公务员算白领吗?国家电网的享受副处级待遇的员工算白领吗?算, 当然 算,但十年前不一定能算。那时的白领主要指高薪的外资企业员工。如今风水轮流转,住五 星级酒店、外出公干打出租等早就不稀奇了,在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环节上,外资企业甚至输 给了公务员和国企。

物质待遇上似乎没有你我之分了, 但职场却明显地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 两大阵营,其中生态氛围和行为规则各不相同。

体制外的大多规则清晰。薪水是工资制还是底薪加提成,管理谁并向谁汇报,责权利一目了 然。私营企业的是大老板说了算,外资企业的则是直接领导说了算。体制外的员工人际关系 相对简单地多,同事来来走走也较频繁。除了企业所有者之外,高管层的变动也是常事。因 此找不找靠山,拍不拍马屁变得没那么重要,你的靠山也许还没你呆得久。体制内的氛围则 有些秘而不宣。工资条上的数字依然不高,但同事有房的有房,有车的有车。一位欧洲留学 回来的海归在进体制内之前犹豫了很久, 就是因为跟他明讲的薪水太低, 进去之后才知道原 来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报酬还有很多。

但这些只能靠你心领神会, 人事科和你的领导是不会跟 你说的。跟对老板、跟紧老板相当重要,因为体制内的老板不会被解雇,最多只是调动。此 外就是摸不清的同事的背景了。

在一家电视台, 我见到制片人和主持人对台里的化妆师与服 装师讲话都小心翼翼,生怕惹他们生气,至于摄像什么的,更加不敢得罪了,保不准是谁的 亲戚??关系一复杂,自然也就影响工作的情绪和心情。而一种“不公平”的怨气,也四处 弥漫。业务骨干觉得自己辛苦了半天,居然和保卫室的人薪水差不多;保卫室的人觉得大家 都是本科毕业,凭什么业务骨干有那么多额外的油水。

无论体制内外,都有政治斗争,这与体制无关,与人性有关。根据周边朋友们的经验,体制 外的斗争,归跟到底还是要业绩说话;而体制内的,则与老板的关系密切相关。体制外的升 迁更民主,我听说过不下一起高管们抽签决定谁升职的趣事;而体制内的变数就更多了,临 宣布的前夜, 更大的领导又推举了一个人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体制内的领导权力显然比体制 外的大。一个外企的中国总经理,签单权肯定比不上国企的实权派副处级。

体制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必入自己不相信的党派, 从而不必进行相关的学习, 并且不会因 此影响职业前景;不必担心论文发表的篇数,因此没必要抄写根本不是自己观点的论文。但 若遇到好大喜功推崇仪式的老板,体制外的人也一样要在周末跳忠字舞,当然,实在受不了 的还可以跳槽。体制内最大的好处是稳定,不像体制外的人,永远不知道 5 年后自己的工资 到底是谁发。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有了点钱的人都想移民。一个体制内的朋友甚至对我说,说不定 我们在退休后能殊途同归。

我很怀疑, 在两种土壤里生活大半生后, 我们是否还有共同话题? 但他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个时候,给我们发工资的人都是社保局。 体制内外 晴?? 车手、前作家韩寒和文化大师、青歌赛前考官余秋雨据说都是体制外的人,而且影响还都 蛮大的。当然,韩寒在高中毕业之前还在体制内,直到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他但他很快退学之 后;余大师在他最近出版的长篇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中,写道【 “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 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 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

” “自从二十 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 有丝毫权位可言。

” 】看来,余大师是在《文化苦旅》付梓之前的几年里来到了体制外。至于 一两年前,他获得“大师”头衔,算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封封,咱就不得而知了。

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中,关于体制内外的人的描述,很有深意。摘抄一段:

“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 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 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 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 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 这里, 余大师是在为自己多年来因为自己文革当中的那点事儿反复遭人挤兑以及由此引 发的关于汶川地震后捐款捐物的事儿等等,出书证明自己“清者自清”呐!他是认为自己就 是那个骑马出城的人。殊不知,一、体制外的人,也可以向体制内的人放箭;二、没有哪个 体制内的人 60 或者 65 岁之后不被从体制内赶到城外(下台) 。所以,他的这段文字,窃以 为, 也给那些当权者敲了个警钟——你在位子上, 别人不多说你。

等你们到了体制外的时候, 你就静候别人对的“评价”吧!人“红太祖”都没能逃脱这个命运!何况咱们这些凡人啊。

余秋雨继续写道:

“我当时(指其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 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 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 最近一段时间, 老有记者问我这样的问题:

为何中国人信仰缺失?我当然知道他们为何要 这样发问,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一直在出怪事, 毒大米,毒馒头,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 你毒我,我害你。

车祸撞人能拿刀把被撞者捅死,好好的人,能给送进精神病院。在某些人眼里,凡是出 了这样的事,都是因为人没有了信仰。刚刚著名足球运动员郝海东说,中国搞足球的人没有 信仰,什么都能干。

什么都能干,是指什么缺德事都干。这样的状况,到底是因为缺失了什么信仰呢?如果 是说政治信仰,那么任何社会,有政治信仰的,其实都是少部分人。即使在改革前那种政治 空气超浓的时代,多数老百姓,也不见得有什么政治信仰,连一些基层的支部书记,问起共 产主义的 ABC,也稀里糊涂。至于 1949 年以前的民众,政治信仰就更谈不上了。

显然,没有政治信仰的人,不见得就一定会昧着良心去害人,干什么,毁什么,像搞足 球的某些人一样,玩假,玩赌,把自己吃饭的行当玩砸了,也在所不惜。如果说缺乏的是宗 教信仰,其实中国人在这方面一向比较含糊,说他们是佛教徒可以,说他们都是道教徒也未 尝不可。

甚至他们也可以做白莲教徒,只要白莲教的神灵,对他们有用处。按西方的标准,中国 人的宗教信仰,一向都是缺失的。在过去的时代,唯有祖先崇拜,还算稍微虔诚一点,但祖 先崇拜,算什么,还真不好说。

虽然说,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底层民众,的确行为比较规矩。但目前社会种种缺德的怪现 象,跟信仰缺失,并无直接关系。换言之,缺失的并非信仰,而是道德底线。没有信仰的人 哪儿都有,但没有信仰不见得就没有道德底线,无信仰与无底线,并不构成因果关系。

尽管存在文化和民族的差异, 但人类社会大体上都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 比如不偷盗, 不杀人害人等等。各行各业,也都有一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底线,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损害这 个行业本身。

如果社会上普遍将这些底线弃之如弊履,那么,社会就难以维持了。就像有毒的食品添 加,一旦所有从业者都这样干,整个行业也就完蛋了。搞足球的人都在赌球,玩假的操纵比 赛,足球也就没人看了,搞足球的人,再也无利可图了。

国人的底线缺失,从表面上看,是惟利是图,是市场经济刺激的。但从根子上讲,则是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的岁月里,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运动每每大规模突破底线, 杀人可以不偿命,欠债可以不还钱。鼓励儿子斗老子,妻子揭发丈夫。

这种集体突破和糟蹋底线的行为,经历多了,人的良知也就没了,底线也没了。虽然在 政治高压和强约束下, 只能集体作恶, 个别作恶的机会不多, 一旦运动结束, 进入市场经济, 没有底线的个人之恶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愈演愈烈。

加上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又是一个缺乏规则的天地。制订和监守规则的政府,也是由 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来体现的。官员们和百姓一样,都是经过运动洗礼的人,即使没有经过运 动,也一样饱受道德滑落的熏陶。监管者,跟为恶者一样,没有道德底线,把监管变成钓鱼 或者养鱼, 变成牟利的过程。

结果, 反过来更加刺激了作恶者的积极性, 让他们在作恶之时, 更加缺少道德自责。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 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 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 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此而言, 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 治的被动取向, 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

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 源合法性问题, 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 从而为真正 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在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误读是,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单纯的行政改革问 题,其实,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 革的筹划上讲, 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 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 上分析, 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

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坐实在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上, 我们才足以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并透析其中的政治 症结, 从而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寻找到突破口。

并且以政府体制的改革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进而为日益显得滞胀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源, 驱使中国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 最终 使中国真正进入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一、作为政治问题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可以将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路, 区分为两种:

一是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作为单纯的行 政问题的思路。

另一则是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来处理。

前者是一个 “治道”优化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政道”安顿的问题。只有将政道问题与治道问题作为理 论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作为实践问题联系起来处理, 才能将政治决策与行政执行的问题关联 地处理好, 不至于截然割裂政治与行政问题。

这正是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关系论述真正具有启 示的地方。

人们之所以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进行单纯行政化的处理,是因为这样做有几个有利的方面。

一方面,这种处理回避了在中国目前政治状况中难以处理的政治难题。对于目前中国来讲, 难以处理的政治问题既体现为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状况的直接对峙, 又体现为国家权力 的合法性重建与社会权利诉求的正面冲突, 还体现为国家的伦理资源亏空与社会普遍的怨恨 情绪集结相形而在。因此,提供给人们不谈论这些问题前提条件下的理论兴奋点,就是国家 与社会各方不谋而合的事情。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视野中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可以在简 单得多的技术范围内来谈论。这是当今中国理论界和官方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共同选 择。人们总是在诸如决策体制、行政程序、危机管理、政策制定、行政绩效这些问题上阐释 中国政府体制存在的、 需要改进的问题, 而不是将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政治体制前提作为深 入剖析问题的必须。舍弃政治前提谈论政策弊病,舍弃政治体制阙失讨论行政过程问题,就 此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方法取向。

再一方面, 把人们讨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路约束在单 纯行政范围内, 可以将人们约束在一个承诺现行政治体制正当化的讨论范围内, 不至于因为 讨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而引导出现行体制内无法消化的政治问题。

毋庸太多考虑, 人们就会 发现,回避政治问题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从容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潜规则。于是, 以维持某种不可挑战的既定规则为条件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就是一个不得不遵循的理 论路径。

因此, 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主导行政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问题。

作为政治问题的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不仅需要我们在政治的视角观察政府问题, 还需要我们在政治的结构要 素上具体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问题。

从政治的角度观察中国政府体制问题, 意味着我们必 须从政治体如何提供行政体以存在理由和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行政体制的问题; 从政治的结 构要素上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问题, 意味着我们必须清楚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诸政治要素 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作用与实际影响。 中国体制优劣谈 作者:林中鴷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很多, 有人阐述了中国模式的诸多优势, 国内不少人颇感自 得和骄傲;也有人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某些缺陷,提醒中国政府注意陷阱;还有人如陈志武先生 干脆否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他说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上面关于中国模式的提法,多用来 描述狭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作机制。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一体化的, 用“中国体制”的概念能够更明确地概括我国体制的综合特征,其内涵更为宽泛,可以将中 国模式涵盖其中。中国模式、中国体制的说法,体现了特色、独特之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提法,更是强调了特色的存在与必要。每个国家的体制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完全相同 的体制;但只有具备鲜明的独特性时,才有资格称为模式或特色。比如,我国原来借鉴了原 苏联的体制,东欧国家也普遍采取了这种体制,使用这种体制的国家多了,那就不再新鲜, 特色就不再明显了。所以在苏东波之前,很难说我国体制有啥特色。苏东波之后,实行原苏 联体制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 特别是这些国家也相继实行了改革开放, 体制多有更新和变化;

我国就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某些做法, 越南迈的步子可能更大些。

至今纯正的原苏联体制几乎 荡然无存。但是,几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原苏联体制的色彩,比如党 政一体化、高度的行政集权、国家主导经济发展、垄断国企的存在、巨量的计划投资等。实 行某种体制的国家越少, 其特色就鲜亮, 就越显得新奇和与众不同。

所以不能否认中国模式、 中国体制的特色和存在。中国体制的特色,特就特在原苏联体制的遗存元素之上,这些遗存 元素和市场经济一经结合,就显得更为独特。

所谓中国体制,就是在保留原苏联体制的某些特征上,再加上某些市场经济的特征。其 主要特点是集权制、管得宽、权限大、限制少、手段多、公有制等等。

笼统地说, 任何体制都会有其优劣,区分只在于利弊的多少和轻重不同。

关于中国体制的优势或者说优越性, 主流的说法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说法有一定 道理。比如,我国能方便地花费巨资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和博览会,能够建造诸如国家大剧 院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能够快速发展航天事业等等。英国明年将举办下届奥运会,肯定不会 比我国办的精彩、完美。香港特区不能说没钱,但举办一个亚运会都非常困难,最后还是泡 了汤。尽管如此,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说法还是不够准确。美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 国家也很能办大事,他们所能办的大事,有的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大。比如举办奥运会,他们 早就干过这种事,并且不止一次;原先发展的航天飞机,花费很惊人,恐怕我们也很难办得 到;还有组织参与伊拉克战争,花销极其庞大,我国可能也承受不起。特别是他们国家的纯 民生支出,开销更为巨大,竟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类大事对我国来说,只能望 尘莫及。毕竟这个国家经济太发达,家底太厚实,国力太强大。所以,把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归结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论断不够准确。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是善于应急救灾,这个说法就相对科学多了。就决策 体制来说,可分为集权制和民主制两种,二者各有所长,各有适合的领域。民主制办事磨磨 唧唧,很不利索,虽说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较高,但其效率很难让人恭维。集权制没有民 主制那么多的麻烦事,决策比较干脆,执行也相对比较顺畅,非常适合信息变化很快、需要 当机立断、磨蹭就会坏菜的领域和场合。比如军队、应急就需要这样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 说效率就是生命,一点也不算夸张。我国体制的行政化特征相当明显,官僚系统是层层任命 形成的,办事效率自然很高;在救灾过程中,可以做到迅速决策,迅速调集各类人员各类物 资投入抢险救灾;在其后的灾区重建上,可以高效集中、调用各种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把 灾区建得出类拔萃,相当漂亮,从而创造非凡的人间奇迹,让老外瞠目结舌,夸赞不已。有 专家说,中国体制本来就很像救灾体制,很有军事化管理的味道。因此,善于应急救灾也在 情理之中。日本、台湾的体制,就暴露出不善于应急救灾的缺陷。马英九因救灾不力曾向民 众连连道歉;日本地震海啸后,首相菅直人向福岛灾民和县知事鞠躬道歉还不算,又遭怒斥 和痛骂。也许有人会说,象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应急救援也搞得相当不错。他们非常敬重 生命,对应急救援丝毫不敢懈怠。以色列两位游客在中国失踪后,政府搜救工作相当认真, 不恤血本,让人感动不已。美国记者被北朝鲜扣押,前总统克灵顿冒着危险孤身前往。近年 来美国频遭台风、飓风侵袭,灾害非常严重,政府也都较好地履行了应急救灾职责。即便如 此,那也是仅对狭义灾害而言;就应对广义灾害来说,还是中国体制有优势,其他国家会相 形见绌。

很多让国外政府发愁犯难、 抓耳挠腮的事情, 中国政府则举重若轻, 显得办法颇多。

比如,我国可以方便地通过核销、注入资金,迅速处置银行坏账和国企亏损,防止它们倒闭 破产;股市狂跌的时候,我国能很快采用诸多行政举措,为股市打气冲压;台湾香蕉滞销,我 国能以两岸大局为重,动员国内企业紧急采购;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我国各级政府也能迅速 摆平;就连应对经济危机这样重大的事件,我国政府也能很快筹集数万亿资金拉动消费。所 以说善于应急救灾是中国体制的优势毫不为过。

虽说中国体制善于应急救灾, 但仅仅把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归结为应急救灾, 还是感觉不 够贴切,优势不会局限在这一点。那么应该怎样表述中国体制的优势呢 ?窃以为如此表述可 能更好,那就是可以方便地集中社会的主要资源或人财物力,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快速高 效地从事任何政府想干的事情。这种说法比较深刻全面,可以囊括上面所言的两种优势。中 国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等全部归国所有,政府可以代行所有者权利,方便地使用和支 配,老外就没有这个能耐;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物资、产品由垄断国企管控,政府可以随 便调用,老外也缺乏这个方便条件;我国的税收法律、政策的制定也相对简便,税收总体水 平蛮高,全社会的主要财富被政府收入囊中,所以有我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最高之说;老外 若想提高税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能会困难重重,甚至会有倒台的风险。我国体制是单 一制,各级官员是层层任命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指令能一贯到底,可以轻而易举 地组织开展各种运动。老外多实行联邦制,几乎都强调地方自治,地方政府领导人都由民众 选举产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相隶属,地方官员可以不听上级,除非违法国家法律,否 则中央政府会束手无策,政令不可能畅通无阻。我国政府是集权制,是全能政府,可以管控 经济、文化、社会的任何方面;而老外都是有限政府,权限范围很狭窄,神通不够广大。我 国强调权力的一体化和协调性, 政府决策效率很高, 可以不必顾忌人大的掣肘、 政协的议论、 司法的困扰和民众的批评。而老外就没有这些有利条件,政府行为会受到媒体的监督、议会 的制约、 司法的审视和法律的规范, 更害怕民众的批评和责骂。

可以说, 我国政府有很多 “法 宝” ,可以办成很多老外很难办、无法办的事情,可以快捷高效地办成任何自己想办的事情, 当然也包括各种大事,包括各种应急救灾。除了上面已经列举的一些事例外,又比如力排众 议,建成了举世无双的三峡工程;可以根据政治需要,给某个国家提供巨额援助,或者免除 巨额债务等等。有了这些法宝,就能做到遇事不慌,处事不惊。不怕银行破产,不怕股市崩 溃,不怕经济危机,不怕通胀,不怕天灾人祸,反正国家有办法,政府会兜底。

中国体制确实有不少优势。这些优势会令外国政府分外眼红和羡慕。中国体制好是好, 但也不是完美得无可挑剔。中国体制可能具有如下缺陷:

一、容易导致民穷和民生问题。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办任何事情都 需要资源和成本。中国政府所办的诸多大事,包括举办世界性运动会、博览会等,所有的一 切都需要花钱,有的花钱很多,这些钱都来自沉重的税收,都会由民众负担;拯救银行、拯 救股市、援助外国,包括最近拯救温州,最终也会由民众买单。钱的总数是一定的,上面钱 多了,下面就会少。中央花钱很大方,地方政府很拮据,特别是到了基层政府,负债的窟窿 很大, 填补起来难度不小。

象我国这样的政府和体制, 再多的钱也不算多, 总会花销出去的;

钱不够花怎么办,好在我国政府能方便地控制银行,多印票子。这是我国政府屡试不爽的奇 特宝贝。外国政府就没有这个权力,或者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票子多了就会缩水贬值,物价 就会上升。所以这个方法的实质是掠夺民财,是变相地从百姓兜里掏钱。依靠多印票子来办 事,归根结底也是民众来承受。这种体制极易伴生官本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也相对缺乏保 障。如此这般,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底层民众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入托难、就 业难、结婚难、养子难,有不少人死都死不起。

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问题此起彼伏。施政措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治 标类和治本类。治标类措施是缓解显性症状的,着眼于当前,属于救急措施;其关联显见, 见效较快, 所以往往被人们所青睐。

所谓治本, 就是针对问题的症结、 引发问题的深层原因, 采取釜底抽薪式的办法和措施。但问题的症结往往比较隐蔽,与显性症状的关系较为间接, 不经过深入思考较难发现;并且治本措施一般起效较慢,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往往被人们所 忽视。上面谈到,中国体制善于应急,应急措施即属于正儿八经的治标措施。一般而言,当 问题表面症状比较严重,情势比较紧迫,为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社会秩序崩溃,就需要采 取治标性措施,但常规情况下应以治本措施为主。治标类措施一般要慎用,它有一个严重隐 患或重大缺陷,就是可能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长期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问 题的积累和加重, 给问题的彻底解决设置更多的路障, 同时还会不断加重对治标措施的依赖, 事倍功半,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政府的不少治理举措急功近利,忙碌于治标措施 的不断推出,而对治本措施则相对忽视,因而具有相当的副作用,不过这种副作用人们一般 不容易意识到而已。比如拯救银行和国企,他们的亏损和坏账,除了和国家政策有关外,还 和他们自身的不负责任和官僚主义密切相关, 出了问题国家就出手救援, 会强化他们的不负 责任和对国家的依赖心理, 会大大消解他们的自身约束和经营的风险意识, 这样做的害处很 多。出现严重地震灾害,就集全国之力倾囊相助,让当地的生活环境一下子进步几十年,这 样会降低其他地方采取防震减灾、 应急准备措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降低自我解决问题的责 任感和自觉性,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还会增加非震区的经济负担,造成某些不公平, 这种无形的危害也不可小视。支援灾区还是适度为好。我们花费巨资承办奥运会和博览会, 建设三峡工程等,这样无疑会挤占民生投入,造成民生问题,加深官民对立和社会矛盾,影 响社会稳定;政府又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来维稳,这又进一步影响民生投入,从而形成恶性 循环。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也是治标措施惹的祸。我们的政府善于应急救灾,但有的 天灾含有相当的人祸成分,不少事件都是政府和官员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属于人为制造的。

治标不治本,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各种问题就会此起彼伏,有时候连勤勉的总理也 会感到很无奈。

三、决策正确性难以保证,浪费和风险较大。在宪政民主国家,重大决策相当费事,程 序非常繁琐,都有复杂的博弈过程。专家会详细论证,议会会吵吵闹闹,民众会议论纷纷。

不少事情用意很好,但就是弄不成。财政开支把关很严,甚至几张白纸也需要事先预算。政 府预算会受到议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一般的详细审查。

虽说效率不高, 但决策、 开支的合理性、 科学性较有保证。而我国在这些方面则相对粗疏,限制较少,虽说办事效率较高,但重大决 策和开支就难免草率和马虎, 其决策合理性和科学性就较难保证。

例如很多不该办的形象工 程都办的很不错, 不少决策失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政府庞大的项目投入约有三分 之一打了水漂。网上有一篇热文叫中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如为什么我 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但还要优惠引进外资? 到底物质财富是财富,还是美元欠条是财富? 为什么我们有钱搞出口退税,而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 为什 么我们将物质财富出口换美元欠条,然后在国内增发人民币 ?为什么要大量贱卖出口换取无 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同时使国内大量老百姓温饱出现问题等等。

据说这些问题老百 姓都想不通,也非常不合逻辑。这是否和决策失误有关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容易顾此失彼,造成社会不公。社会很复杂,事无巨细都让一个政府管,确实难为 人,也是不可能管好的。计划经济的实施,就是基于一个美好的幻想,可惜统统失败了。管 好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机构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共同分担;特别是社会能 办理、能办好的事情,政府就不应该多插手。外国政府管事较少,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工 明确;很多事情有社会自治,不用政府操心;所以他们的政府相对而言能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 分内事。

但我国各级政府仍有相当大的全能政府的特征, 管的太宽太多。

不仅经济管的严细, 还管思想文化、管道德建设、管各种社会事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管好社会,不仅需要高 尚的道德,更需要天才般的本事;除非有三头六臂,否则管好的概率很低。全能政府在现实 中很难行得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在所难免,这样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不 公。顾得了沿海,顾不了内地;顾得了城市,顾不了农村;顾得了重点,顾不了一般;顾得了官 员,顾不了民众;顾得了发展,顾不了环保;顾得了体育,顾不了教育??。三百六十行,哪 一行都不可或缺。为什么单单对体育实行举国体制 ?运动员对国家有哪些了不得的贡献 ?科 技、旅游、建筑业为啥不能?这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还会造成民众的不满和不公平感。政 府权力大了,责任相应也大,事情办不好,社会不公平,政府自然应该承担责任,会招致公 众更多的责骂。

五、总体效能低下。前面曾经谈到,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就是高效,这里咋说道低效了 呢?其实并不矛盾。前面所说的高效,是指决策快、动作快,短时间就能形成运动;这里所说 的低效,是就行动的效果和效益而言。有人会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怎么能说低 效呢?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GDP 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现在总量也成为世界老二。这 个奇迹何来?我们都知道,积累多、投资多就能拉动 GDP 增长,我国连续几十年积累、投入 比例都高居世界前列,自然能拉动 GDP 更快地增长,这是一个重要因素。陈志武先生分析 得更透彻,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源自改革开放后民众自由度的增加,来自民众创造性 的发挥和社会活力的增长, 源自中国对世界科技最新成果的享用, 得益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重新摆布,没啥秘密可言。此外,还如我国学者所言,这个奇迹还与我国的低工资、低 人权、低社会保障、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高度关联,代价也是非常高昂 的,恐怕很难持续。从总体上讲,我国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型的,GDP 含金量不高。我国的单 位能耗、物耗和发达国家相比高出多少倍,而经济效益又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我国各级政府都非常热衷于上项目,但又不注重培养企业的自主研发功能和发展后劲;

项目一旦老化,企业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再上新的项目,形成狗熊掰棒子般的循环往复。垄 断国企缺乏健全的动力约束机制,不会关心企业的和发展后劲和长远利益;其高效益主要来 自垄断特权,而并非来自经营有方。一般来讲,民营经济是经济活力之源。我国对市场和经 济干预过多,介入太深,经济管制措施太滥;垄断国企对民营企业挤压过甚,国有银行对民 营企业严重歧视,不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存在,所以在中国创业很难,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环 境极其恶劣,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经常遭受灭顶之灾。

而中小企业又是安排就业的主力部队, 中小企业不发达,社会就业就不得不难。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完整的决策中心,全国就 像一个庞大的机械系统,信息传递缓慢且容易失真,决策风险很大且容易滞后。这个系统的 运转主要靠行政指令的推动, 不利于调动各个层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 自治权,他们必须在现有的体制下运作,在人员任命、机构设置、政策制定等方面缺乏应有 的自主权,这就抑制了地方政府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从上到下,官僚体系的委 托代理链条很长,积累的变异会很大,经常发生“上面好经念歪”的现象;下面极擅形式主 义和欺上瞒下,上头指令在执行中履打折扣。中国官场异常庞大,机构林立,每个机构都至 少有两套班子,不仅增加了官员数量,其内耗、争斗现象也屡见不鲜,协调任务很繁重,官 僚主义相当烦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政府治理的效能不能说高。

六、容易诱发腐败。中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权力很大,各种权力一体化,分工 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权力之间的约束比较疲软,其他监督制约机制也比较松懈。权力缺乏监 督制约就会任性,就容易滋生腐败。权力越大,腐败就可能越严重。任命制容易造成用人腐 败,管的过宽容易创造更多的寻租机会;制度和法律的漏洞越大,越容易方便地贪赃枉法。

其中道理和我国的腐败现状,大家都有体验,笔者就不再多言。值得一提的是,腐败现象极 大地抑制了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正常发挥, 甚至有时反而将优势变成了劣势。

本来中国体 制能更好地关注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 但现实情况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社会矛盾日渐突出。

还有在党的领导下, 应该更容易推进社会文明和进步, 但现实是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挠改革 的深化, 某些方面似有倒退迹象。

外国普遍实行的、 对遏制腐败很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在我国酝酿多年就是难以出台;而国外普遍轻微或者没有的三公消费, 在我国则是屡禁不止。

总而言之,中国体制有独特优势,也有某些固有的缺陷。中国人治色彩较浓,离法治还有一 大截距离。遇到高明的领导人,能痛快淋漓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取得更为突出的政绩;遇到 平庸者,也能稳稳当当地干满任期;一旦遇到陈良宇、陈希同之类,则祸国殃民也比较便利。

如果既能发挥优势,又能尽量避免上述缺陷,那当然最好不过。做到这一点,要靠加快和深 化改革来实现。 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优劣 古语云,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任何行业,任何职业,都有成功者。就连乞丐行业 也有混得好和混得不好的。

成功者为何成功, 失败者为何失败?我觉得从科学上讲是有生理 原因的——人类一次射出几亿精子,一些活力足一些活力不足,有的直接就没活力,虽然最 后只有一个精子成功,从概率上讲活力足的和活力不足的都有,那些超级活力的,将来能长 成“人精”的却是少数。从人群上讲,不同的活力的精子发育成不同活力的人群,最终还有 一些喜欢竞争,更多的是安于现状。当然,人生而为人除了精子外还有卵子的原因,但是基 本原理是一样的,女性不同的卵子发育质量也不同。

写这帖子的直接动力是, 看到网上很多考公务员的朋友在打退堂鼓, 陈述体制内的种种 不好, 我现在来客观地讲讲体制内外的优势, 另外探讨一下公务人员的进升途径, 抛砖引玉, 也希望更多网友讨论。

先说什么叫体制内和体制外。这是中国特色的词语。在国外,有公务员,但是没有劳动 法外, 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公司职员, 大部分国家都是同一个劳动体系内, 同一部民法官辖, 所以辞职啊养老啊换工作啊,都是一样的。但中国为什么不同呢? 在 1979 年以前,全国劳动者都是一样的。那时我们建立了从北方(他毛熊亲爹)那学 了苏式经济体制, 全国一盘棋, 工农商学兵, 同样劳动, 该计工分计工分, 该计工龄计工龄, 大家都是一样的。后来那个春天的事大家都知道, (他不认毛熊当爹了)全国向白头鹰的生 活方式转。打个比方,就像开车,转弯不要紧,看清路线,握好方向盘,转就是了。但问题 来了,当时全国没人看得清路,最后那个当司机的小个子做了决定:瞎转!当时用词还挺时 髦,叫“摸着石头过河” 。这一瞎摸就瞎了三十年摸了三十年。好在我们不是像北熊那样全 国休克, 而是一点点来。

经济领域放开了一点, 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当时经济法以外的经济体, 当时叫个体户,后来的私营企业,他们在国家控制之外。

凭良心说,最早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跟精子一样,大部分死掉了。特别是九十年代初 的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由于当时管理上无法可依,经营上无例可循,虽然如雨后春笋 般起来,但也如秋天落叶般败掉。第一批“体制外”的劳动者们,不知道经历了怎么样的艰 难困苦,最后——还是有人挺过来了。挺过来的,绝对的成功者,他们外表光鲜,但是当初 经历的,只有自己知道,不过,谁看到他们身后那最大多数的失败者呢?所谓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头前万木春,正是这个道理。

当时那个假装抬着棺材也要让千万人下岗的猪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国加入 WTO?那人从 关贸协定到世贸协定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 就是因为关贸也好世贸也好, 他们对经济管理有 着一套完整的规定,就像江湖上传说的治国《葵花宝典》 ,拿到手之后就可以东方不败。最 后拿到之后才发现那套玩意也不好用,欲练神功不必先自宫。当然,对于中国这套老车的驾 驶员来说还是有意义的,那就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用摸着石头瞎转了。

上了世贸的车,没脱苏联的壳,我们与其说体制内与体制外,不如说是苏式是美式生活 方式。当然,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美式生活正渐成主流,但是苏式体系由于掌握着权力, 经济影响力却比美式体系要大。

还是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说法。这些年过去了,事实上是在体制内也不代表稳定,在体 制外也不代表发达。体制内不稳定最明显的例子是 21 世纪初猪搞的万人下岗。体制外,大 部分企业工资待遇并不高,中小企业艰难生长,无论国企民企外企也都漠视劳动法,员工劳 动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回到现实的问题,很多网友可能会问:公务员考还是不考,在职的辞职还是不辞?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这里分类讨论。

先说现在的体制内主要有哪些工作。体制内的工作可以分为几类:国企、事业编、参照编、 公务员。

公有制企业, 无论是国企还是地方控股的企业, 我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的 情况下,跟体制外几乎一样了。求职的话主要看其经营能力。营利能力好的国企比公务员滋 润。但一些地方公有制企业,还有经营能力差的国企,仍然很悲催。

再说说事业编。体制内的工作,包括公务员,可以说最终的目的是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一样,成为普通劳动者。公有制企业在经历了下岗这样的严酷改变后,已经脱胎成功,目前 国家正在整理的正是事业编类。国家倾向于把事业编分类改革,广电报社这样的变成企业, 当然是国企;学校医院这样的算是真正的事业编,国家全额拨款;剩下的,归到行政。这次 没有下岗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纠结。转成公务员的不用纠结,铁饭碗更铁了(起码几十 年内还铁) ,但转成企业的很多人不乐意。CCTV 当然很乐意转成企业,他们有赢利能力,转 成企业后财务人事更加自由, 生活会更好, 但大多数地方上的电视台报社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不过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像猪时代那样不负责任了, 至少不会发生大规模下岗, 而且各种改革 是配套而走的。

赢利能力小的转企事业单位国家可以全市甚至全省整合, 尽量减少工作人员 的损失。但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受到损失,比如职称变职级后工资降低,财政弱的地方回补养 老保险有困难。如果你是被改革的事业单位,要从当地经济形式以及单位情况看。有些事业 单位的招考也要注意,想考公务员的不要是单位就考,免得将来麻烦。

参照编和公务员是一样的。如果单说政府工作人员,公务员数量不大。但是我们国家养 着老大哥(你懂的)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比如郭美美干爹会之类的) 。只有在各级政府 部门工作的是真正的公务员,其他都算成参照。

事业单位整理完之后, 公务员会不会整理呢?其实已经开始了。

公务员的规范和改革工 作一直在进行,就没断过。早在工人下岗的时候,公务员法都出台好几年了。这些年公务员 的作用、考核变得更加透明、规范。其实公务员改革是很简单的事:确定政府职能,然后安 排相关职位,把职位招满,OK 。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拖拖拉拉拉拉扯扯搅和不清呢?因为参 照和事业编。我们养着老大哥不是吗,还有形形色色人民团体。

说到这里,插下郭美美。郭的事本质不是一个女孩子脑残炫富,而是矛头直指人民团体 的作用。在事业编改革还没完成的情况下,红会有可能人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而且国家现 在已经出台相关法规,允许私人办社团。如果红会一旦成为民间机构,那么工会、文联、团 会等很多这会那会,都会出现身份的选择问题。那么工作人员身份也会变化。所以考公务员 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些参照单位, 已经在这些团体工作的兄弟姐妹们, 现在可以好好为你们将 来盘算下了,至少做到有备无患。

近几十年来能坐稳公务员位子的,现在看来只有两类了:政府机构和老大哥机关。

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这位子你坐稳就是了。社会要想正常运转,政府不能没有。不过以 后政府的权力会越来越小, 随着政府职能回归经济服务, 在政府工作的荣耀度也会越来越小。

老大哥机关的人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我们不能排除未来会出现一个 像蒋二代和小个子一样的强人,把老大哥变成一个普通的社团。但目前看来,至少近几十年 内不会有。老大哥机关的做为参照的公务员,有着比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优势,占得多升得 快。还是那句话,老大哥就是老大哥。没有老大哥,就没有体制内。

这样一分析,职业选择明了了。任何职业,都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无计 划就会坠入被动,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很失败。

想钱的,混企业,怎么跳,如何节奏,自己如何创业,按计划走就行了。

想权的,考吧,过五关斩六将,党政机关还是有很多捷径可走的,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需 要背景。

剩下的大部分, 都是求稳的。

求稳体制内最好, 但是体制内不是所有单位所有职位都稳, 这要有一双慧眼。 既然有人回复了,沙发板凳都齐了,我们就继续吧。

还是那句话,任何职业都有混得好的也都有混得差的,事在人为。沙发先问的体制内的 事,恰巧我最熟的也是体制内的事,那么我们现在就说说体制内。

前面已经把体制内分了类。如果进了公企,我们就不谈了。不知道沙发朋友进的体制内 属于哪种单位。如果是事业单位,目前貌似只有教师和医生算是真正的事业编,其他的单位 都在分类整理中,该归企业归企业,该归公务员的归公务员。前五年和后五年国家都在做事 业单位的改革工作,目前步伐有加快的趋势。

如果在一线二线城市, 一些事业单位转企业好办, 因为当地有足够的财力扶持转企的单 位,而且经济较发达,转企后也容易融入市场。难点在于三四线小城镇的事业单位,转企很 不容易,但撤掉的话又缺少相关的服务部门。现在不排除将来有些事业单位被核销掉,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被下岗分流的可能。

相信近十年内会有结论, 本届国务院领导班子会完成这 事。

目前事业单位已经完成全员聘用。也就是说,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合同制了,这 点与公务员不同。大部分事业单位已经开始缴纳社保,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经是聘用。不过 还有部分事业单位虽然是聘用,但各方面还跟公务员一样,估计这些单位要转行政。

如果你考进了事业单位, 不妨跟自己的单位定个位:

将来会变成企业还是会变成公务员, 还是一直会这样?只要不会转企,事业单位相对也是稳定的,因为工资来源为国家财政。

转企也不要怕,因为现在中国有的是钱,很多单位的领导巴不得转成企业。这样子,赚 了是自己的,赔了再向政府要补贴就是了。而且企业花钱受到的限制就少了,能更好地提高 员工待遇。

总而言之, 考上事业单位的和正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要好好盘算下未来, 这些未来不远, 有些已经选择过了,没有选择过的可能要自己做出选择。

再 8 一 8 各种参照。

“参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为什么会出 现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各种人员?还要从苏式计划经济说起。

以现在的人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人的眼光看,像工会、红会、文联、体协甚至宋庆龄基 金会这样的单位, 怎么会出现行政级别, 这样所谓的人民团体怎么成了机关?其实当年不光 这些组织,连工人农民都是有级别的。当年计划经济国家把人民整齐划一,分门别类,所有 的人都是螺丝钉,给人民团体划级别只是为了方便给他们发各种饭票以及确定工资额度。

后来市场经济后, 企业从国家的制造部门变成了市场主体, 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 “自 负赢亏”四个字。民企当然是自负盈亏,但公有制企业却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再说说铁饭碗这事。公平来讲,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真正的铁饭碗。什么样的付出获得 什么样的回报,这样才公平。把大家划成三六九等,然后按自己身份获得回报,这样的事大 家心里都不认可。但计划经济国家就是这样的做法。苏东那些国家采取了最严酷的改革,那 就是给国家重装了系统。当然他们的工程师水平不同,国家的命运也不同。有的直接残了, 比如前南一些国家,有的当然重装后运行稳定了。中国选择不一样,中国人试图平稳迁移平 台。

平台的迁移, 平稳是目标, 但是真正的过程操作起来也许并不平稳。

前面说过, 个体户、 集体经济、国企工人,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过程,说起中国经济史,所付出的,所经历的, 选不比苏东那些低格的国家要少,甚至环境变化比他们恶劣。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有了一 个繁荣的经济基础,这是后面改革平稳的资本。

说起企业改革, 是为了看清未来的方向。

最近红会的事和允许私人办社团的规定出台后, 壹基金这样的慈善组织发展很快。社会团体改革不同于企业。企业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事关国计民生,但是社会团体相对来说属于锦上添花,没有事也不大,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 的基础上才会繁荣。 所以,社会团体的改革不会很激烈,而且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就算把社会团 体从行政架构剥离,安排工作人员问题也不大。

不过考公务员考到这样的单位,没什么实权,发展空间也不大。如果在经济文化繁荣的 地区,可以发挥在自身在自己界别的影响力,可以捞到一些名和实,至少多认识些社会名流 不成问题。如果在中小城市,这样的单位基本上是养老单位。

真正的公务员一般分布在“二会” “两院”和政府各部门,当然老大哥机关虽然是参照, 但特例,这也是动不得的公务员。

其实现在各机关编制分布很杂乱, 行政、 参照、 事业, 互相套着。

事业单位改革完成后, 相信就只有行政和参照混在一起了。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公务员和行政人员是分离的。

就连我们国家的港澳台地区也是。

公务 员只是一个职业,官谁都能当,什么样职业都可以。在那些国家,只要去竞选议员,仕途就 开始了。考个公务员,只是你职业生涯的开始。我国香港公务员最高职位是秘书长,也就是 公务员混得再好顶多是领导的高级幕僚而已。

我国行政人员和公务人员没有分开。

在过去, 从企业上都可以调人过去, 办个手续而已, 工人也可能当官。但现在工人市场化了。我觉得体制内外的差别,所谓体制应该讲的是考评 体制。现在的行政人员还是旧体制下的晋升体系。

在任何社会,官员都是精英。他们掌握着权力,就算这些人没有财富,但他们也拥有着 较强的社会地位,因为权力的力量要大于金钱。

我觉得现在的网友之所以纠结, 还是因为公务员和行政人员人没有分开。

很多人不喜欢 公务员这种枯燥的职业,但是喜欢当官。公务员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变成行政人员的比 例都是很小的,但在中国,几乎是百分百。

任何社会公务员的收入都不算太高, 因为他们的劳动价值并不高, 只是普通服务业的劳 动价值而已。基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国家给公务员定的工资都不高,将来中国也不会为公务 员定太高的工资,但也不会太低。公务员在任何国家都属于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无非划为 三类,中等偏上,中等,中等偏下。想中国未来不会把公务员收入划到中等偏下的,只会中 等偏上,因为公务员与行政人员不分,而工资制订又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在二十一世纪初, 工人在普遍下岗, 但公务员却在普遍涨工资, 最明显的是抬棺材的老猪那些年一边喊减员增 效一边喊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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