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黄昏读后感 [土地的黄昏]

　　天色已黄昏。大地的轮廓消失了。黄昏是明与暗、生与死、动与静的交界处。越过这个界限，一切可见的“动”都变成了“静”。大地上的一切，都以一种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长。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还在悄悄地行动，尘土的微粒和草叶的根茎都在喃喃自语。农民也沉睡了，但他们的梦还没有睡，他们的梦，在召唤稻谷和子嗣的种子。黄昏之后的土和生物，在一种可见的“静”和不可见的“动”中运动。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动和静。这是一种来自土地的经验，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为一体的经验。按照这种经验，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动”的形式表现静；黄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静的形式表现动。这就是动静合一、天人合一、生死如一的价值观念的自然基础。静是动的极端形式，就像动是静的极端形式一样。自然和天道的运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环的过程，并不是给明和暗、动和静划界，恰恰是在模糊它们的界限。农民对这种对边界模糊的明暗和动静的体验，与自然运行的天道是合而为一的。这种体验或经验的中断，也就是体验者与土地和自然关系的中断。
　　真正将明和暗、动和静截然分开和对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城镇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镇彻夜不灭的灯火，在昏暗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边界。在那个由灯光和钟表划定的边界之内，我们看到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在静穆的世界之中狂欢不已。这个喧闹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农民文化中的另一极，是被生产所抑制的一极，只存在于农民想像的魑魅魍魉世界之中。现在，它“真实”地出现在土地上和农民的面前，充满了诱惑，一种欲望的诱惑。毫无疑问，这个人为世界的边界正在不断地扩大，以至于土地和农民的边界是越来越小，生产的边界越来越小。城市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消除了黄昏，改写了黄昏经验，它没有黄昏。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这就是我所说的“土地的黄昏”。无论人们为此找到什么样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会的理由），这都是悲剧性的，至少是无奈的。
　　农民、渔民、牧民、猎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这种身份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分工的结果。猎人是及时将动物杀死的人，牧人是对动物执行“死缓”的人。最初的农民甚至就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也就是最初的猎人）。学会种地是一个文明开化史上的重大进步。中国农民开化得比较早，他们也最能与动物和睦相处。进入开化初期的农业社会分工是很细的，《周礼》中记载的职业分类极其复杂，杀猪宰羊都有专人负责。土地上的农民并不直接跟动物打交道，那些饲养动物或宰杀动物的，都是最早为祭祀服务的宗教人员或朝廷官员，农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他们也渐渐跟植物精神合而为一，植物渐渐成了农民的集体潜意识。“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198页）
　　农民没有历史观念，实际上就是没有“现代性”观念支配下的线性物理时间观念。他们的历史就像是稻子的历史，从生到死，从播种到收割，循环往复。他们的历史也正是个体自身的生长史。这是一种在经验表层是短暂的（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但在深层经验层面上是无始无终的循环的时间观（个体的消亡与子嗣的不断繁衍，家庭与宗族的昌盛，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这种农民文化，支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几千年，形成了一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与生物界的“生久必死，死久必生”的意思相近，就像植物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生存空间上看，中国农民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这种布局空间同样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关：将生长与死亡交织在一起，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盘；左右两边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就像丛生的植物中的一员。他们追求一种元素层面上的“天人合一”。这既是一种“时间的结构化”，也是一种“空间的时间化”。我将在本书的第一二两章详细讨论。
　　农民十分依恋土地，土地就是家乡，他们自己就像稻谷，土地是他们生长的基础和死后的归宿。年纪大的农民在城市的楼房里住不惯，理由很奇怪：“住在楼上不习惯，沾不到地气”，意思就是每天不能生活在泥土上，所以要离开。如果他在潜意识里不将自己当作植物，这种观念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农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这正是他们在现代这个由线性观念支配的世界中遭遇悲惨的根本原因。农民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肯定和否定的“二元论”，也就是没有绝对的“价值观”。他们对事物的态度中隐含着一种由“植物模式”引申出来的相对价值模式――没有绝对的死亡，复活也包含在其中，没有绝对的毁坏，生长也在其中，没有绝对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爱恨交加、褒贬合一、横棱两可，都是他们典型的话语方式。或全盘否定、或全面接受的思维，不是农民的思维方式，而是市民对待农民的方式。甚至在农妇的骂人方式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非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她们的辱骂中没有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贬低，而是一种否定和肯定合而为一的方式。
　　中国的主要问题，至今依然是农民或变种农民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经验中，隐含着大量的农民经验，或者被扭曲了的农民经验。传统的中国农民只是种地的，更极端的农民，连手工业者也不肯兼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是针对离城镇较近的农村而言。越是偏远的农村，传统价值观念越根深蒂固，社会分工越不发达。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思就是，无论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么，都靠自己解决，种菜、养猪、织布、缝纫、酿酒、制糖等。如果自己不能造的，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要不要无所谓。一些技术比较复杂的、生活和生产又必不可少的手工业者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最初结果，像铁匠、木匠、泥水匠等。但这些手工业者完全专职的并不多，春耕秋收的时候照样要参与农业生产。我的老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依然是这种状况。因此，这是一个拒绝消费的社会。所以，他们既不需要商人，自己更不会成为商人。只有在庙会上，农民才短暂地成为了“商人”，带着祭祀者与交换者的双重身份。除此之外，他们依然是农民。他们的思维，并没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庙会而发生变化。他们的历史观、人生观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样。这只是就生产和生活实践领域而言。在价值领域里，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能够“自给自足”，他们是一个整体，从空间到时间，从个体和家庭到家族和宗族的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体现在他们社会实践的每一个细小的领域。
　　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都市化过程中首先获利的是农民，因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将农业资源变成货币资本。实际上不是这样，真正获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资源的权贵之外，主要是一批从事农业资源批发的中介人。他们的职能，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资源，转换成现代都市商品市场的交换品。与这种可见的转换相关的，是一种隐秘的变化，那就是文明中永恒的因素，转换成了短暂的、过渡的因素。传统的农民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换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时刻追求转瞬即逝的时尚，对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迷恋。
　　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乡土社会为“熟人社会”，这个命名几乎包含了乡土社会的全部秘密。在那里，农民得按“熟人社会”的规则行事。事实上，乡土社会也可以看作一个“陌生人社会”。因为它的“熟悉”中蕴涵着一种“陌生性”，一种与乡村历史时间（血缘关系）和空间经验（宗族边界和实践的共时性）相关的“陌生性”。这种“陌生性”，正是乡土社会内部微观权力斗争的根源。乡村社会的陌生与城市社会的陌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乡村的陌生，是为了维护“熟人社会”的秩序，熟悉为农民提供安全。城市的熟悉，是为了维护城市的陌生元素，陌生为市民提供安全。
　　城市是水泥的、理性的、计算的、消费的、陌生的、分解的、契约的、交换价值的。
　　乡村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产的、熟悉的、整体的、血缘的、使用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