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大地以生命的天籁_留给大地

　　孙晓杰　1955年9月出生，祖籍山东寿光。当过工人、军人，现在陕西省委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入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最佳诗歌》《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新诗年鉴》等多种权威选本。在《诗刊》《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多次获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写在前面的话：
　　孙晓杰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实力诗人。说他有实力，一是他源源不断地旺盛的诗歌创造力，二是他沉稳低调的写作姿态所呈现出来的诗歌力量――内省明净深邃而又激情。行走在喧嚣的诗歌写作圈外他不急躁不功利，体现出一个大诗人的气魄。比如《瞬间》：“现在我孤单一人，火焰里灰烬如雪／这是一切，世界隐秘的秩序”。他的诗歌秉承了古典的诗美也汲取了现代的诗艺。在对灵魂和自我存在的不断拷问中表达出对存在的犹疑和恍惚。比如《绝唱》：“母亲向世界献出了我。现在她向／世界和我献歌。母亲死去之后／这唯一的歌声，是我的绝唱，永别的天籁”。艾略特说：就我们文明目前的状况而言，诗人是恨不得不变得艰涩的。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产生多样而复杂的结果。但是在孙晓杰的诗歌里，有浓烈的意象也有修辞上的象征与比喻，但他的诗歌少有艰涩，更多的是简洁和纯净。借助着内心里深藏的诗歌温情，他的诗歌语言和抒写风格也显得比较鲜明凌厉，达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想诗歌。
　　
　　只有月亮能找到我的小屋
　　
　　马召平：你好!作为一个有着近30年写作历程的诗人，你近年来的写作似乎更加汹涌澎湃，好像诗歌再度焕发了青春，格外受人关注。请介绍一下你的写作经历。
　　孙晓杰：我是在天山军旅时开始诗歌写作的。在那样一个单纯而懵懂的年龄，我比较庆幸的是完成了对自我的设计。我当时非常肯定地叫确了一个想法：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我在后来说过：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宿命性的。但在当时，我不可能认识到这种宿命性。我只看到了诗歌巨大的光环和诗人巨大的光环，他们耀眼的光芒对我构成巨人的诱惑和感召。我决意将我的一生献给诗歌。但是我的写作起点是非常低的。一个是我受到的教育少而贫乏，一个是我所能看到的真正的文学书籍难以觅及，再一个是无人指点。加之处在遥远的边疆和幽闭的山地，必然地决定了我的写作是肤浅的、幼稚的、粗陋的，也必然地决定了我的写作之路是崎岖而漫长的。我当时连一些投稿常识都不懂。只有生命和热血的真诚，为诗歌擎起不灭的灯盏。在最初的诗歌写作中，最可叙及的是我为一幅《战友》的油画写过一首长诗，寄给了《诗刊》。《诗刊》的退稿信上除了例行的铅字外，编辑还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情感真挚，富有激情，但要学会用诗的语言概括和提炼。可惜这封信被我莫名其妙地弄丢了，我每一想起就为此而惋惜和懊恼。当年那样…张窄窄的、质地粗劣的纸片，对我犹如一张通向诗坛的船票，给了我无限的希望和憧憬。我在那时的读书劲头近乎癫狂。我在一间属于我一个人的不足五平米的小屋里读书和写作。我的处女作发表在部队的内部刊物《春雷文艺》上。但是只到1984年，《新疆文学》发表了我一组诗，或可标志我正式登上诗坛。我所经历的无奈与悲哀、迷茫和痛苦，与诗歌给予我的快乐和幸福相比，都微不足道。至于后来的写作之路，只是一种生命的惯性而已，所谓水到而渠成。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要成为诗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他富足还是悲苦，他都要为诗而留下自己，为诗而完成自己。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宿命性的含义所在。
　　马召平：那个时代(198O年代)诗歌写作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诗歌写作与你的生活关系是什么?
　　孙晓杰：在我最初写作的那个年代，诗歌对我意味着对自身存在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在贫乏而偏执的时代精神生活中，我显得丰富、充实和自信。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成为我的终极目标和不竭动力。诗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它使得我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一切阅读，一切活动，即使是琐碎的、乏味的，也仿佛是为诗歌而做的必要准备。诗歌使平庸的生活充溢出灿烂的光彩。
　　马召平：新疆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过很多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你觉得军旅生活对你诗歌写作影响大吗?诗人有没有地域性?
　　孙晓杰：我在新疆牛活了12年。那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我的精神与灵魂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我像一粒沙子站在浩瀚的戈壁大漠里，我感到宇宙和世界的古老、广大和神秘，人类自身的渺小、卑微和生命的短暂，从而滋生出一种广阔而幽远的苍茫情怀。我想这就是戈壁大漠孕育出古今大诗人的秘笈所在。
　　诗人的地域性的命题我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诗人一定是一个地域的产儿。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一棵诗人的芦苇一定植根于某一上地，那是他成长的摇篮，那片土地有他所需要的水分和养料。他只有不断地汲取那片土地的水分和养料，他才能高扬美丽的花穗。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另一层含义是，诗人的毕生要务之一是对于地域性的突破。他在形式方向可以是地域性的，地域性可以作为他的背景，但他在精神方面必须是世界性的。这是一切伟人作品伟大诗人的基本要素之一。当着今日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时，诗人的眼界应当而且必须不断突破地域性的限制，用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故乡和故土。诗人应当写下这样的箴言：世界是我的故乡。
　　马召平：从你1996年出版的诗集《黎明之钟》来看，那段时间你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反映个人情感和生活的，用现在的说法是青春写作。那时你写作遵循的思想是什么?
　　孙晓杰：1996年，我出版了个人第一部诗集《黎明之钟》，内分三辑。正如你所说，这些诗歌带有明显的个人生活痕迹。一辑写我的部队生活，一辑是我在参加工作前后所看到的山民们的生活，一辑是一些散章的汇集。但都说不上青春写作。那种沉郁，那种豪放，我以为都不是青春写作的特质。如果从年龄和作品成熟度上来说，我倒不反对青春写作的说法。在那些作品中，我追寻生活本来的意蕴。我没有什么遵循的思想，至少我在思想上是不明晰的。我一直在学习写诗。我走得十分缓慢，我是愚笨的。
　　马召平：在你开始写作的上世纪80年代，诗歌已经有着许多的流派。比如非非主义、新边塞诗派、他们诗群、新乡土诗派，还有后来海子的神性写作?你受过他们影响吗?或者说追从过吗?
　　孙晓杰：我刚才说过，我一直在学习写诗。在那个年代，诗坛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我惟一的老师就是诗歌作品，我从诗歌作品学习诗歌写作。我所能读到的一切诗歌作品都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我当时处在边地，阅读有限，故而受其影响也有限。可能离得远，也谈不上什么追从。在乱花迷眼之时，我听到一个边塞诗人的声音。他说：我要静静地坐在岸边，等待那些漂泊的人们。我从中获得了一些定力。我知道诗歌离开时代，离开现实，是没有出路的。
　　马召平：你个人欣赏的语言风格是什么?你认为的“诗”是什么?它与世界和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喻是局部的，它更多地依赖于智慧和想象力。而对于象征，我更乐于把它理解为整体性的，是一首诗对生命、世界、人的总体性把握。固然一个意象就具有一层或多层的象征意义，但整体性的象征意义的地位更需要维护和尊重。否则就难免出现繁复和驳杂的诗歌意象，其晦涩和艰涩就难以避免了。
　　马召平：写了这么多年，但你似乎一直是低调的，似乎写诗就是心灵生活的一种需要。借用你诗歌《观黑人舞蹈》中的一句诗就是：在我沉睡之后，世界仍在狂欢。为什么要保持这种姿态? 孙晓杰：低调是心性使然。正如佩索阿所说：“做个诗人在我便是毫无野心／它是让我独处的方式”。对于一个非职业写作的诗人来说，低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没有多少岗位喜欢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不务正业不是一顶轻松的帽子。这在先前是很要紧的，在当下也不无重要。除此之外，这个世界难道还不够喧嚣吗?诗人应该努力使它沉静下来。一个诗人应该潜心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别的。一时间的低调可能受环境所迫，长时间的低调则需要内心的强大。诗人在精神上与世俗生活的疏离是必然的，他在描绘理想世界的晨昏里专心致志，物我两忘，一语不发。
　　
　　在高处思索，在低处生活
　　
　　马召平：在高处思索，在低处生活，是你诗歌《西藏》中的诗句。这也是不是吻合了你的诗歌写作理想?
　　孙晓杰：说生活准则可能更确切一些。
　　马召平：博尔赫斯曾经说：“夜莺享受着一个美丽的名字。诗人们把它歌唱的那么多，几乎不真实了，倒不如对云雀。”其实，在你长期的写作中，就一直避开那些高大的形象，更多的是关注底层生活。比如《在缫丝厂》《菜市的黄昏》《路遇》等诗歌，都呈现出一个诗人的社会内涵，富有生命的温情。我看《路遇》的时候，就觉得这首诗写的就是你的一次下乡慰问经历?
　　孙晓杰：夜莺是森林之鸟，确实得到了足够的赞美之辞。弥尔顿、济慈、惠特曼等许多诗人都为它写下诗篇。梭罗则称夜莺像缓慢的音乐飞行器。云雀是田园之鸟，它的小巢安居在残梗上，而约会地点却在云端。约翰・巴勒斯称它是耕地的农夫、牧羊人、收割庄稼者的伙伴。莎士比亚为它写道：“听啊，听啊，云雀在天堂的门口歌唱”。与他同时代的约翰・黎里的诗也很精彩：“只有它开启歌唱后清晨才会苏醒”。雪莱、华兹华斯也曾为它写下诗篇。正如夜莺和云雀作为美的精灵成为诗歌不朽的象征，作为真的生活不论它在何处，也一样值得吟咏。我并不回避高大的形象。我在去年写了《热岛》，今年还写了《祖国》一诗。但是显而易见，由于诗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所见所闻必然会更多地触及他的灵魂神经，引动他的悲悯情怀。诗人是人类心灵最敏感、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诗人深知生命之痛。我当然期望某一次生活经历能够完整地构成一首诗的要素，但这很难，《路遇》也不是。诗人荣荣不吝笔墨，为它写下评介文字。蓝野则说《路遇》浑然天成，似乎无所不包，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我在此谢谢这些素未谋面的诗人朋友。
　　马召平：现在回头看看你多年来的诗歌写作，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孙晓杰。我是诗歌的受益者。我要感谢诗歌。因为诗，我一直追随并浸淫在人类伟大的精神之光里，而使自己远离庸俗与卑下。不仅如此，它使我拥有了两个生存空间，为我提供了转换进退的自由度，使我能够在世俗生活方面抱有更多的豁然心态和超然境界。它使我在社会空间的不快际遇，能在诗歌的精神空间里迅速地得到缓解、释放、补偿和修复，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宁静感和幸福感。诗歌成为我的朝觐圣地和康复中心。
　　马召平：你认为自己的写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你的诗歌写作有理想吗?
　　孙晓杰：写诗近30年，写到这步田地，说起来让人羞惭。柳青说：文学创作60年为一个单元。我这30年，如果要做分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截止到1986年，以写我所在部队题材为主。1986年底转业后到2000年可作为第二阶段，前期以写山民生活、新乡土诗为多，后期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呈现有限的多元。第三阶段即从2000年开始，我从西安到宝鸡任职，一个人离开生活多年的故地，进入到一个新的天地。夜幕降临之后，自由的时间，宁静的孤寂，为我实现蜕变提供了可能。2005年我回到了西安。我在那5年里写下了近300首诗歌，它们将组成我的第三部诗集，也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诗集。
　　我的诗歌理想很单纯，就是写出好诗，除此别无它求。
　　马召平：作为一个严肃的诗人你如何看待作品与被阅读的关系呢?你觉得一首好诗的标准是怎样的?
　　孙晓杰：第一是作品，第二是作品，第三还是作品。至于它们是否被阅读，被谁阅读，怎样阅读，不能说与诗人无关――毕竟诗人提供了被阅读的文本――但因读者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般情况下，好诗会得到好的回应。
　　我认为好诗应当给人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它如爱神之箭和爱情玫瑰，一下子就将你击中和刺伤。你颤栗、兴奋，甚至晕眩。那潮水一般的震撼、惊异、赞叹、膺服，幸福与满足向你袭来，虽然短暂但却巨大，无法抗拒，刻骨铭心。诗歌的犀利之处不仅如此，它有时只需几句诗甚至一句，就能将你击中。诗学家说，诗要凝练。我以为就要凝练成一粒“子弹”，对人的精神与灵魂具有美妙的“杀伤力”。但这绝非是浅近之手所能做到。以为使用一些锋利的词语左砍西刺，就能产生此种效果，结果只能成为一场语言的屠戮，只剩下了粗鲁、残暴和血腥。
　　马召平：你是怎么处理日常工作与写作之间的矛盾的?有没有计划写到什么时候?
　　孙晓杰：如果一个诗人不是职业性的，日常工作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矛盾自然构成对诗人的现实困扰。这种矛盾对我来说大略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时间和精力上的矛盾，一个是思维与语言转换上的矛盾，再一个是官员姿态与诗人姿态的矛盾。我在这些方面(不谦虚地说)有一一些长处。一个是能掂量出轻重。工作是谋生之需，生存之基，必须保证足够的投入。生存环境的劣态或者恶化，必将影响创作生态，导致创作心态的恶化。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和非常重要的尺度。工作就是工作，闲暇才是我的诗歌时间。当然这样以来，诗歌时间会显得十分窘迫。这或可作为我长进较慢的托辞吧?第二个长处是思维和语言转换较快。就像手持两个不同的装置，当我关闭一个，会迅速启动另一个，似乎很少感到有什么障碍。第三个长处是能够基本保持诗歌空间的纯正性。我知道大海是谁的世界，不会把羔羊交给波涛。在诗歌领域，我只坚守诗歌的日光，诗歌的语言，诗歌的标准。但是以为这些矛盾全是消极影响我也不会同意。譬如对领导T部所要求具备的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大局意识、亲民作风……转换运用得好，不能说对诗歌写作没有帮助。
　　诗是诗人的生命本身和生存方式。写诗是生命之泉的涌流和灵魂之火的燃烧。我活着，我写诗。至于能写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缪斯也没告诉我。但是设想一个诗人不能再写诗是一件很可怖的事情。
　　马召平：有没有想到写其它的文体，比如散文随笔等等?还有小说，我觉得你丰富的生活阅历写这些东西肯定是得心应手的。
　　孙晓杰：在我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即1986到2000年，我写了不少散文和随笔。我已将它们编定为一个集子，大约有10多万字。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对诗歌写作产生了莫名的迷恋，它让我几乎舍弃了诗歌文体之外所有文体的写作。我没有感到恐慌，只是感到奇怪，但既然是心灵使然，那就率性而为吧。至于小说，我的阅读量或可说得过去，前几天我刚刚读完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小说写作早年有过一些，但不如诗歌喜欢，就放弃了。在文学界的一些人眼里，小说几乎等同于文学，不操持几部小说便不能入流。但我只听从心灵的召唤。我在现在没有写小说的打算，以后大概也不会吧。
　　马召平：在我们这次访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套用一举流行的话就是，你对于现代诗歌发展现状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诗歌写作者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心态?
　　孙晓杰：我觉得当今中国诗坛已经拆除了那些使它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虚情假意、盛气凌人的乱七八糟的支架，它已经回到大地上，回到它须臾不可离开的河流、森林和山冈，恢复和还原了它自然的生态。我说一句诗人们可能不喜欢的话：诗歌的冷冬时代或许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它的光环的陨落正期待诗人心灵的烛火。它剔除一一切杂质从而拥有纯粹的质地。尽管“诗歌已经死去”的喧嚣不时响起，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未来充满热望。不要惧怕杂乱无章，永远部是鱼龙混杂。今天的诗歌写作者只有凭藉对诗歌的宗教般的虔诚与热爱，才能发出和留下令大地和天空永存的天籁之声。
　　马召平：荷尔德林说：诗意的栖居是人生存的最高境界，更是一缕理想的光辉。祝愿你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件作。
　　孙晓杰：谢谢。 　　孙晓杰：我现在欣赏的诗歌语言，是一种接近生活的、沉稳的、充满情感与智性的语言。这样一种语言，已经不倚赖于语言技巧，它的从容大气的语势体现出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
　　关于诗是什么的问题众说纷纭，仁智互见。我特别喜欢瓦雷里的一番话。他说：如果你同一个诗人谈诗，已经不是在谈文学，而是在谈生命。让诗从诗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吧。诗就是生命，它与世界和个人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
　　马召平：你最喜欢的国外诗人有哪些?喜欢的诗集(或者经常阅读的)有哪些?
　　孙晓杰：我在文学方面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从我的阅读量和藏书量来看，外国文学远比中国文学要多。因为国内译介的多为外国名著，这种经典性阅读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近年来以读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世界诗歌译丛最为大量和集中，有特兰斯特罗默(诗人朱零送我的)、米沃什、阿米亥、博尔赫斯、狄兰・托马斯、默温、沃伦、拉金、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策兰、贝内德蒂，沃尔科特、佩索阿等等，都让我获益匪浅。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美国现代诗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本。去年我又重读了一遍，发现了许多新的东西。罗宾森、弗洛斯特、庞德、威廉斯、桑德堡、艾略特、斯蒂文斯、金斯堡、勃莱、赖特、辛普森，他们都让我喜欢。
　　
　　在我沉睡之后，世界仍在狂欢
　　
　　马召平：在2002年，你又写出了第二部诗集《银狐》。对这部作品你是怎么看的?
　　孙晓杰：诗集就像一个粮仓，它把经年收获的粮食囤积在一起。这是一部作品时间跨度很大的集子，前后将近15年。有一个出版的机会，就把它们汇拢在了一起。不能说不在意，但也不是太在意。《银狐》出版后，获得第五届全国伯乐文学奖――一个没什么影响的奖项，后来又入围首届艾青诗歌奖――大概是说它有欠火候。出版后没多久，当我再翻看这部诗集，我有一种后悔的感觉。不能说其中没有可读的诗篇，但因时间跨度太大，作品显得参差不齐。这是我自己写就的诗歌历史，我已经无法改变。
　　马召平：在这部跨度15年的诗集中，你的写作视角开始转变。写作的对象更为庞杂，有了很多内心里涌动的痛楚，比如《一部分人的灵魂是白鸽》《银狐》《土墙的祈求》《打碎我的镜子》。你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的还是一种刻意的转变?
　　孙晓杰：这样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集子，写作视角肯定是多变的，写作对象也难免是庞杂的，包含在其中的转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诗人需要成长，否则他会死去。其实对我来说，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转变是在完成《银狐》之后。我在2003年前后迎来了诗歌创作的喷发期。
　　马召平：对于自己的这种转变(可能是一种突围)你个人满意吗?
　　孙晓杰：不是可能是一种突围，而是确实是一种突围。我捅破了自己的窗户纸。我进入到一个宽阔的审美地带。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惊讶。
　　马召平：其实在你为这部诗集写的自序中，你就提出了很多的诗问，似乎在你长久的写作中也有过许多的焦灼和困惑?
　　孙晓杰：我想每一个诗人在生活的焦灼和困惑之外，必然还有创作上的焦灼和困惑。这种双重的焦灼和困惑，使诗人拥有更深切的生命体验，但一个人决计成为一个诗人，他就等于给自己套上了一根无形的绞索。他无法抑止地把自己越勒越紧，他常常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而写作就是解套的努力。他因此喘出一口气，但接着会把自己勒得更紧。
　　马召平：你看重诗歌理论吗?在乎别人的评论吗?
　　孙晓杰：诗歌是一种技艺性很强的艺术门类。但是从根本上讲，诗是情感与智慧的产物。一切诗歌理论可以解决技术层面的东西，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情感与智慧状况。情感与智慧的培养是一个巨大的、旷日持久的工程，他需要在灵魂的修炼中完成对诗艺的习练，否则他便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如同诗人必将发出自己的声音，诗评家也不会放弃赖以生存的话语权。但对于诗人来说，他所要完成的任务只是诗歌作品，评论则是别人的事情。我喜欢从诗人变为诗评家的评论，他懂得诗歌的精妙之处，他能看到诗人隐藏的金子。
　　马召平：在《银狐》里，我注意到有一首《火葬场》，语言冷峻，激情澎湃，充满对死生意义的哲学拷问。比如：“你的手就是火葬场，如果他残暴／你的眼就是火葬场，如果它冷酷”。像这些作品在诗集中很多，有些预言或者说寓言的意味?
　　孙晓杰：生和死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问题。诗作为生命形式，诗人自然无法回避。并且随着诗人的成长和成熟，随着时间对终极之路的迫近，这些灵魂的拷问会越来越多地在诗人的心中涌动。诗人的直觉常常是巨大的、神秘的。当他写下这些直觉，常常对未来构成预言。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当然说它是巧合也无不可。意味是诗的灵魂。在诗人眼里，“河流的每缕波光都意味深长”。
　　马召平：也许是长久以来思想的积淀，从《银狐》之后，你近年来的写作似乎更为明净，语言的张力更为强大。比如《七只蝴蝶》中对生命隐秘的暗喻：“在坟茔的低处追逐。它们残忍地／把春天的心揉碎／在大地的琴弦上拨动死亡的痛音”；比如《古筝》中的古典韵味与现代诗性的结合：“他的骨头藏着一块孤独的岩石／或是胸前抱着一棵寂寞的古树”，都呈现出意象与现实的情境交融，展示了诗歌的深邃之美，呈现着诗歌语言与心灵应和的诸多美感。
　　孙晓杰：《银狐》尽管是在2002年出版，但它收集的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也就是在《银狐》出版之时，我大体完成了又一次蜕变。《诗刊》社周所同先生说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叮嘱我好好总结一下。我以为诗人的成长以至成熟，是建立在自身心灵基础上的。这个过程甚或是漫长的，是漫长的生命感悟与灵魂修炼。诗人处于不断的孵化之中，孵化比成长更重要，尽管孵化本身也是一种成长。如果一定要我对此作一个概括，我想我的回答最好是：我对诗歌如此倾心，如此执著，诗神也该垂青我一下了吧。
　　马召平：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发表在《诗刊》2005年第4期上的《陈家山矿难之后》。短短六行足以让人窒息：“让我们好好地爱煤，像爱／我们的母亲和兄弟／／爱火焰，像爱／最后的矿灯，和工人们的血／／爱死讯，把它埋藏在／泥泞的道路之中”。如果把这首诗作为你的代表作，你认同吗?
　　孙晓杰：算代表作之一吧。
　　马召平：从你的写作中看不出意象的密集和斑驳。你的诗歌意象处理是民间方式的，运用是率真的也是明了的。所以诗歌不晦涩，保持了一种母语写作的纯美与大雅。你是怎样看诗歌的比喻与象征的?
　　孙晓杰：比喻和象征都是诗歌生存的内在需要，构成诗歌的魅力或魔力。比喻之于诗歌是非常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讲，“比喻是天才的标志。”一’个绝妙的比喻，可能成为一首诗的灵魂。一首诗可能会被遗忘，但是一首诗里的新奇比喻却会被人铭记。“无数条河流注入大海，像一只猫把胡须伸进牛奶碗里”。这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比喻。而奥顿这样比喻空洞的头脑：“那些头脑空旷得像八月的学校”。但依我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