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自述等】 鄢烈山的微博

　　农民的儿子，“群众”，公民，新闻评论编辑。 　　自幼胆小，而今也时时心怀“草枯鹰眼疾”的恐惧；信奉“活命哲学”――当然希望享有做人的尊严挺直腰杆活着。 　　1984年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时，无所寄托开始杂感、短评写作。别无所能便一直写到如今。
　　忘不了《长江日报》评论部黄克智教导的开笔先问“我提出了什么新问题”，以及《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定的报规“可以有没说出的真话，但不可以说假话”。多年来，杂文、杂感、随笔、时评，有什么想写的就写，追求只有一个：表达自我。这个“追求”其实只是对实现宪法赋予的公民政治权利的诉求，是最低级或者说最基础的层次。而作为比“公民写作”更进一步的对杂文和时评“专业水准”的追求。我曾以“重大题材、独特视角、思想含量、文化意味”自期，做到了多少，只能由读者来评分。
　　我认同胡适《什么是文学》中讲的“文学”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动人，第三要美。”简洁明白的表达本身有智慧之美，但在现实环境中是永远做不到“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所以有弦外之音有曲笔有借喻即有“文学手法”。我缺乏幽默才能，所以特别欣赏别人嘻笑怒骂的好文章，这两年为一出版社编杂文年选。总要选几篇调侃搞笑而不乏真知灼见的网文。
　　
　　天有病，人知否？
　　
　　“有病!”“你有病?”是一句骂人的话。使用频率之高，在有些地方几乎成了口头禅，好友之间戏谑表达不赞成时也会这么讲。这里的“病”特指“精神病”(非医学的俗话又叫“神经病”)。这样骂人是极不雅的，严厉的时候相当于斥人是疯子；最轻也相当于说人“弱智”，时下另一表述是“你脑子进水了”。
　　其实，我们当下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或轻或重患有精神疾病(轻的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叫心理疾病)。世界精神卫生日(10月10日)那一天，《南方日报》报道说，调查表明，广州市完全心理健康者只占10％。而有轻重度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者也占到10％，其余的70％－80％则处于亚健康状态，“估计”广州市常住人口的1％患有精神疾病，约有六万人。若算上流动人口，这个比例和绝对数就要大大上升。谁都知道流动人口特别是找工不着的农民工中精神崩溃的人最多。前些时候从天桥上扔下一个不相识的小女孩而后跳桥的青年就是从外地来粤打工的。
　　为什么是“估计”呢?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去做完全统计，精神病人就在街上晃悠。10月13日有一胖一瘦两个裸男在闹市“闯会所逛商场”，吓得一些女士掩面而逃，却不见警察和联防队员干预。不是警方失职而是他们有苦难言：把他们“捉”起来送哪里去呢?还是10月10日有报道说，广东的一个医生要管六百个精神病人。他们管得过来吗?精神病人住院是应该由民政部门出钱，还是由亲属出钱?亲属不想管或管不起怎么办?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上述闯会所的裸男，只有在他第二天到臭河涌中起舞，警察才赶来出手救起他。然后怎么办，报道没说，我们不得而知。
　　精神病人什么时代都有，只有多少之分。但精神病人确有“档次”高低不同。“高档”的精神病人，他们患的多是精神抑郁症。比如自杀的张国荣、三毛，在我等俗人看来，这些上天的宠儿，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世界公民，钱多得花不完，干吗要找死呢?他们得到了一切，于是厌倦了人世，对不起上帝的恩宠呀。而像安娜・卡捷琳娜那样的贵妇人，为情所困而弃世，也是那些因筹不到子女“高昂”的学费而愁死的中国农妇所不理解的吧。至于尼采那样为寻求哲学答案而发疯的人，精神病的“档次”就更高了，不说也罢。
　　我们当下的“中国病人”，据我观察，他们的病因则在于没有实现两个“免于”：―个是免于匮乏，―个是免于恐惧。媒体接连报道了几起年轻母亲先弄死子女再自杀事件，她们都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也不愿子女活在世上受罪。那些为交不起子女学费而自杀的人，那些生病了不敢进医院怕连累家人而自杀的人，他们明显是既死于匮乏也死于比一般焦虑更甚的恐惧。
　　10月19日公审的“杀人狂魔”邱兴华，显然有极强的猜疑心(有记者私下说，据他近距离观察，邱很可能就是一精神病人)。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几个不是疑神疑鬼的?总担心买的是假货假药，总担心得到的是假钞，总担心被短秤。家人走在街上，担心她被抢；回家，“邮政储蓄提醒您：小心陌生人尾随入室”；不走路而自驾车，担心车被偷被“撞”……总之，大家“病”得不比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或卢梭轻!
　　人“有病”，首先是要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外在于我们的“天”)，使大家得到免于匮乏和恐惧的保障。这算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至于不上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贼船，自我减压，当然很重要，但那是第二义。
　　【原载2006年10月20日《南都周刊》】
　　
　　“寡人有疾”之新说
　　
　　“寡人有疾”是个并不生僻的成语。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论初衷如何，一个人只要登上专制权力的宝座，即成了君临一国的“寡人”，他就真的“有疾”了，好勇、好货、好色。
　　请看三个近例。
　　第一个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这个人曾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自我标榜写在他的旗帜上，“阿拉伯复兴”、“革命”，是他的口头禅；至于好勇斗狠地“挑战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更是他赢得国内外一些人欢呼的资本。可是，现在我们已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无比凶残的暴君，而且是一个贪财好货的窃国大盗，贪污了联合国给伊拉克人民人道主义救助的“石油换食品”计划的大部分收入，计上百亿美元，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根本不顾他统治下百姓的死活。至于他的荒淫好色，就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是前南斯拉夫联盟的总统米洛舍维奇。国人对他为什么被海牙国际法庭起诉不甚了了，很少人知道罪名是什么，六十六项指控的内容是什么。据我国媒体披露，管理其财产的律师说，米洛舍维奇死后留下了价值千万英镑的遗产至今无一人站出来认领，塞尔维亚政府正试图没收这笔财产。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副主席斯莱科维奇等人声称，1989年至2000年期间，米洛舍维奇利用职务之便，以低价购进了许多国有资产。比如，他购置的位于贝尔格莱德豪华住宅区乌兹克卡大街的一栋别墅，只花了一万一千英镑，而实际上价值约一百万英镑。米氏在贝尔格莱德还拥有一大片待开发的土地，在家乡波扎雷瓦茨市也有财产，不过他被捕前已经将其转到儿子名下。
　　第三个是已故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他那方格子头巾多年来像旗帜一样在中国人心中飘扬(当然他也确有值得尊敬之处，比如改弦易辙促进巴以和解)。偶有人说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腐败，我们都不愿相信，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的诬蔑，存心诋毁这个为民族求解放而奉 献一切的英雄。
　　有俄罗斯媒体报道，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阿拉，日前带着每年两千两百万美元的“嫁妆”嫁给了突尼斯总统的内弟阿里・特拉布西。因为两年前，阿拉法特临终前立下遗嘱，让人每年给苏哈寄一千一百万美元，满足她在法国巴黎的生活开销；而阿拉法特逝世后，他的继任者许诺给苏哈每年两千两百万元的“养老费”。这笔资金从巴勒斯坦当局首脑亲自控制的“秘密基金”中拨出，据说“秘密基金”大约有四十亿美元，分存在外国的几家银行里。《新华每日电讯》近日载文为苏哈改嫁“辟谣”。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阿翁临终遗嘱给她留下了巨额财产。
　　请想一想我们在电视看了多少巴勒斯坦人民在血与火中苦苦挣扎的画面?一万个巴勒斯坦平民恐怕也比不上阿翁的娇妻一人享有的财富多。对于阿翁来说孰轻孰重何须多言?
　　以上说的是三个已下台或已故国际政治偶像。难怪网民把“偶像”解读作“令人呕吐的对象”!
　　现在看来，齐宣王实际上道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凡是专制独裁的强人(寡人)都有好勇好货好色的病根。
　　当然，这里运用的是不完全归纳法，理论上是可以证伪的。但愿可以证伪。只怕像“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样，越证越实。
　　【原载2006年10月9日《学习时报・参考文摘》】
　　
　　官员是心理弱势群体？
　　
　　我这里说的官员大致相当于“公务员”，以前叫“国家机关干部”(不包括国企和学校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由于没有采用以“政务员”和“公务员”来区别领导与普通干部的建议，现在国务院总理与刚聘用的乡政府干部一样，都是“公务员”。此外，国家机关在编的司机、门房传达员，也属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系列”；这些人在旧官府里叫“衙役”，属“皂隶舆台”之列。城管人员，若是在编机关干部，当属杜甫“有吏夜捉人”中的小吏；聘用的临时工，则是穿制服沾官威的“役隶”之辈。
　　今年7月17日《杭州日报》公布“一个课题调查发现，比一般群体而言，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最强烈”。9月21日《法制晚报》报道，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城管队员普遍存在中度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刘立新称城管队员是“心理弱势群体”。两则新闻引得舆论大哗，因为它们与人们的生活感受反差太明显。你看，有些县乡干部在公路收费站冲卡强势得像绿林强盗；有些城管撵小贩比老鹰扑小鸡还威风!
　　然而，不是冷嘲热讽，我真的相信广大的公务员，不论是官员还是城管队员，他们在心理上都属于弱势群体。因为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良知未泯，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情时，有一种“人在江湖(我知道用反了)，身不由己”的无奈感。
　　首先，并不是有权势就是心理强势。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就是写麦克白当上国王之后的心理恐慌，洗不去心房里弑君篡位的血迹。中国也有类似故事，比如唐太宗弑兄夺嫡后，总做恶梦，所以有尉迟恭、秦琼两位门神流传至今。至于德有所本、才有所恃的平民在心理气势上压倒八面威风之帝王的，也不是没有，比如孟子对齐宣王、鲁平公、梁惠王，都是不假辞色的。
　　其次，这些年官场、司法的较多问题远未正本清源，连遏制买官卖官的丑闻(一个大贪官被牵出就带出一串)也任重道远。身在官场的人，比平头百姓更清楚内情，看得更“透”，多数笑话类的短信段子是公务员们自编自传的；酒席饭桌上他们批评时政最尖刻，至少是含笑默认别人的批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普通人优越，心理上他们真的有些自惭。当然，还有涉及具体人事关系的焦虑，因为自己的前途吉凶很多时候不取决于自己的工作如何、群众评价如何。公务员的这份心理焦灼和不安全感是我们局外人很难体会的。
　　随手拾掇一例：受铅污染之害的甘肃省徽县水阳乡村民不信当地专家，不信本省记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东说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让我们的工作非常难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2006年第37期《�望东方周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样的群众面前，公务员心理上能强势吗?所谓强势无非靠色厉内荏的强力支持。
　　再以城管队员为例，那些在“一线”执勤的队员，社会地位并不高，有不少还是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让他们对付那些流动摊贩，还真有些于心不忍，但为了吃饭不敢不听命“执法”。他们清楚，不少“走鬼”是出于生活所迫，靠这种小本经营养家糊口。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他们之中不知何人不知何时活得不耐烦了，一急就会跟你找死玩命。若说同情心与危险感造成城管队员的“心理弱势”，这不算夸张。
　　如前所言，从良知未泯的角度看，官员的这种“心理弱势”是好事，是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希望。如何扶正祛邪，让他们的良心良知良能变成强势是个紧迫的大问题。这不是这篇千字小文能说清的，就此打住。
　　【选自2006年10月3日《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