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教子成人”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摘要]受伦理本位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中国传统家庭教育非常重视教子成人。总体上来说，传统家教教子成人以孝道伦理为价值指引，认为孝悌忠君是贯穿修齐治平的根本。教子成人还必须要处理好义利问题，这是教子成人的基本价值原则：肯定作为生民之本的利益诉求的道德合理性，倡导追求舍已利人的高尚人格之境。在教子成人的具体方法上，传统家庭教育给予读书以极大的重视，但传统家教中读书的重点并不在于技艺、技能方面，古人认为读书如果不明白义理等于没读，勉学的重点在知义。中国传统家教的这些优良教育传统对于现代家庭教育极具价值。
　　[关键词]传统家教　教子成人　孝　义利　勉学知义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2－0004－05
　　现代社会，在部分家庭的家教中存在着严重的“重智轻德”取向，一些家长恨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全知全能，因而“拔苗助长”，期冀早日“教子成才”。然而，这些家长没有认识到，人才的第一要素是“人”，然后才是“才”。如果只有才，不见人，那一定是生产机器，绝不会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栋梁。现代社会最需要的理想人才必须德才兼备，也许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高尚人格不一定会直接创造物质价值，但对于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的人而言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恒久动力作用。因而，有识家长从有利于孩子终身幸福的人本需要出发，必然要给予道德成人教育以极大的重视。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重德主
　　义的社会意识导向使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子成人”思想，并且这种教育理念、方法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具有主导性影响，成为传统家教的核心内容。任何一个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人都不可能横空出世，任何一个个体人当中都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因而，现实家庭教育困惑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回到传统，总结传统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必然对现代家庭教育有所裨益。传统家教“教子成人”优良传统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孝是教子成人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成败全系子弟是否成人，而成人与否又主要在于是否做到孝。所谓“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孝就是承继、赡养父母，“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孝是中国人道德生命的最重要体现，以传统家训文献为蓝本管窥传统社会家庭教育，几乎每一家训著作都涉及孝的内容，孝道教育在传统家教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同时，古人也认为孝道教育在子弟成长中具有重要意义，“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就外傅，十六岁人大学，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悌忠信为主，期至于道”(《金华郑氏家范?治家杂训》)。只有志于孝悌忠信才是就有道，走正道，“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姚舜牧《药言》)。“孝”是立身、齐家、治国之根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百善孝为先：成人之第一要
　　家庭是一个人所寓居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没有父母就没有个体生命，所以，“子虽终身承颜致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报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袁氏世范?人不可不行孝》)。孝道是感恩父母的表现，从天地伦常的角度看，它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司马光认为孝是“天经地义人之行”(《温公家范?子上》)，把人之行孝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曾国藩在家书中指出：“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于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未端。”
　　传统家教认为“孝亲”贵在精神赡养。敬养父母，有“养身”和“养心”的不同。反哺父母衣食是起码的孝德，但这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羔羊尚知跪乳，乌鸦尚知反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养亲贵在精神赡养，“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服劳奉养，未足为深孝”(《纪氏敬义堂世次录》)。精神赡养父母的第一方面在于遵从父母的教诲，继承父母志愿。《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在去世前，嘱儿子司马光：“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的遗训对司马光日后写作《史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事亲、忠君、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对父母的孝道追求，司马迁遭宫刑之后，仍然能够忍辱苟活完成父亲未尽事业。精神赡养父母的第二方面在于心诚笃。心诚笃，善事父母，“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未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袁氏世范?孝行贵诚笃》)。人尽孝，出于内心的诚笃敬爱是真孝，这样孝顺能真正不怕麻烦，感天地泣鬼神，反对流于形式的形式主义。
　　2　孝而悌，家道兴
　　孝的含义在本质上是以下敬上。在中国古代家族主义传统当中，夫妇、父子、兄弟三种关系是一个家庭的基本伦常。考虑到妇女地位低下，父子、兄弟关系在传统家庭中最重要。兄友弟悌是许多家庭极为看重的家庭关系调节规范，孝悌经常连在一起使用，悌被认为是孝敬父母的重要表现。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兄弟姐妹之间分形神于父母，互相爱护就是孝敬父母。听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在一个家庭中，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诸种关系中，只有兄弟姐妹手足关系可以相伴人从幼稚孩提到老年垂暮，时间最长，兄弟姐妹之间友善、团结、互助就是爱护父母的血缘、精神、形体，就是对父母尽孝道。所以，曾国藩认为：“我能教诸弟进德修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之罪。”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家庭是人最主要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兄友弟悌，兄弟一团和气才能家道兴旺，这也是让父母放心，替父母分忧，被认为是孝敬父母的重要表现。通过兄弟和睦的齐家教育最终促进子弟成人，这样的教育要求在古代家庭教育文献中不胜枚举。
　　3　孝亲与忠君
　　在中国传统家教中，“孝”不仅是家庭道德，更是社会伦理。家国一体，忠孝一体，因而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忠君”是“孝亲”家庭伦理的社会推演，也是家庭道德社会价值的体现。孝亲的基础是家庭血缘关系，承养父母是低层次的孝亲。人的本质属性在于社会性，人最终是社会中的人。在社会国家层面能够为君王服务，是一个人有所作为的表现，直接后果就是能够“光宗耀祖”，对于父母来说是莫大的孝敬，是大而全的孝，王昶戒子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三国志?魏志?第二十七卷》)；“孝始于事亲，忠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此谓之大孝”(《代州道后冯氏志传世谱》)。岳飞母亲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父亲亦训导他：“汝为时用。其殉国 死义乎!”(《宋史?岳飞传》)在父母的勉励下，岳飞同样要求自己的五个儿子，他们也个个屡建功勋。
　　在家为孝子，许国为忠臣，最终修齐治平，立德于史册，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许多家庭的教育指导思想，由狭义的孝亲开始，到广义的孝亲――忠君，在这一过程的磨砺中，追求道德人格的完满。“孝是引出其他各种德性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就能保证履行官僚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履行无条件的纪律。”所以，严复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在家孝亲，在外忠君，最终指向一己修身。
　　二、重义轻利是教子成人的基本价值原则
　　义与利的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追求道德人格的完满，必须正视和处理好义利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家教对义利问题的认识在于两个方面：一则“利”是个体利益，“义”是族群家庭公利，即“义”当中包含着“利”的内容；二则“利”是自然人的必需，“义”则具有超越自然的精神人文性，与此相应区分人格之境的高下。
　　1　中国传统家教“重义轻利”并不否认作为“生民之本”的利益，追求具有道德价值的利益
　　很多家训都对吃饭、穿衣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给予明确认可，如“民非食不生也，三日不粒，父子不相存”(《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子女的衣食饭疏能否满足基本需要是传统家长十分关心的问题，以至于一方而教子义以为上，一方面，又往往多念、甚至偏袒贫穷的孩子。“父母见诸子中有独贫者，往往念之，常加怜恤。饮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献，则转以与之”(《袁氏世范?父母常念子贫》)。这一方面在为父母的偏私行为“辩护”，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利”对于人生存的必须性，是人生的重要问题。许多家训训主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阐述。单从对《袁氏世范》的考察来看，《袁氏世范》中关于正确处理家庭利益问题的论述就很多，如“同居长幼贵和”、“分析财产贵当公”、“同居不必私藏金宝”、“分业不必计较”、“孤女财产随嫁而分”、“分给财产务均平”、“遗嘱公平维后患”等等，训主不厌其烦地教诫子弟财产处理方式方法问题，正是意识到财产物质对人们生活的基础性意义，认为主张合理的利益，与道德价值追求并不相悖。
　　2　重义轻利的具体方法
　　重义轻利的具体方法方面，传统家教认为要秉持公心，才能避免争讼；顾全公利，才能有义。如袁采认为，兄弟子侄一家人同居，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有人为己稍重。因此，他主张：“众有所分，虽果实之属，直不数十文，亦必均平，则亦何争之有!”(《袁氏世范?同居贵怀公心》)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为合理利益辩护不等于说鼓励无节制地谋求利益，特别是要克服私心，秉持公心才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利益，避免争讼，才能使家庭和睦、个人幸福。
　　3　善为家教者还都诫子不可贪意外之财
　　《甘氏家词》的作者甘树椿以“不贪意外之财”垂为家范，诫子“意外之财断不可贪，贪之必有祸”。清代宰相张廷玉更认为，不义之财不可取：“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教育子弟正确看待钱财利益，钱并不是万能的好东西。清人李惺在《冰言》中说：“钱，为人所共爱，势所必争。故字形金旁有两戈，亦犹利旁倚刀，均寓杀人之意，而人莫之悟也。”繁体字“钱”，左边是“金”字，右边是两个“戈”字，从字义字形上解析钱财利益，进行义利教育，显现出古人的家教智慧。
　　4　从成人教育的价值导向上看，传统家教认为损己利人是崇高人格之境
　　古人教诫子弟：“凡作事，第
　　念为自己思量，第二念使须替他人筹算。若彼此两利，或于已有利于人无损，皆可为之。若利于己者十之九，损人者十之一，即宜踌躇。若人与已之利害正半，便宜辍手，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损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愿同志共图之”(《愿体集龙庄遗书》，江苏书局刊本)。这里面包含着他我两立方可谓“道德”的义利思想，并对道德人格之境做了仔细的分层，见利思义是起码的要求，特别推崇的就是能够损己利人。损己以利人的典范教育在传统家训中非常多，《颜氏家训》记载，“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裴子野自己家也并不富裕，“素清贫”，仅有两石米的时候，他也熬粥和亲戚平分。裴子野为“利人”，宁可“损己”，这就是超越自然生物属性，对精神人文性高尚人格的追求。所以，纪晓岚在《纪氏敬义堂世次录》中教诫子弟说：“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其分界之处，仅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智慧的传统家训训主还从福祸相倚的辩证角度分析认为，凡事都为自己考虑的人，祸患即来。如清代郑燮认为：“若事事预留把柄，使人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况且这种“福”都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做人要追求高义的人格之境。
　　总之，义以为上，重义轻利是传统社会善治家者的家训宝典。传统家训文化中的“义”不是抽象的空洞说教，而是在肯定个体合理利益基础上的公利，鼓励家族子弟超越一己私利，追求人精神需要的满足和崇高人格之境。
　　三、勉学知义是教子成人的重要内容
　　重视读书是传统家教的优良传统，望子成龙的家长特别关注子弟读书情况。清代陆陇其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我虽在京，深以汝读书为念。”曾国藩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明代王守仁，听说家中小辈学业进步，竟然喜而不寐。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头脑中，智育内容取向被德育所统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学习科学知识，重要的是学习人文知识，学习怎样做人，“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既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得失自可无愧。”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通过读书学习明白做人的道理，能够以德立身，修养人性。读书具有重要的伦理道德价值。
　　1　读书能够修养人的心性
　　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如果多用来读书，就会对其他“下品”嗜欲寡淡，有助于人的心性修养。左宗棠更认为，渎书可以养身、养心，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养人心性还在于读书是一个攀登的过程，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对人有恒品行修养的意义也非常重大。曾国藩认为，人性和物性不一样，“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器物的本质不会改变，而人性却因为事物环境的改变而迁变，不注意学习修养自己的品性，就会沦落为小人。因而，“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人只有时时常常注意通过读书修正自己的行为，才能成为君子。
　　2　传统社会的家长们还普遍认为，读书与否，显现出来的存在状态不一样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认为，人和人的差别在 于是否腹有诗书，两个孩子小幼之时差不多，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差别会越来越大。他曾经为此写诗给儿子教育他读书做人，“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充满丰富的人生智慧，读书勉学的重点不在于自然知识的“是与非”，而在于社会人生的“善与恶”。君子之道，修身为上，“苟能修身，不愧于古之人，虽终身为布衣，其贵于宰相也远矣。苟能修身，不愧于古之人，虽色老青衿，其荣于状元也远矣。”孔子甚至认为不读书就无法立身于世，《论语?季氏》记载，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要求甚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认为《诗》、《礼》的内容无所不包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不学习这些，就无法进入社会生活。
　　3　子弟读书与否，直接关系家庭幸福
　　古代家长认为，家族子弟读书是家庭幸福所在，反之则大不幸。“家之不幸，莫如不肯教子弟”，“人于他事，后有不能至，读书未有不能者。不必问资质之清浊，只以读书一途尊之、驱之，未有不能者也。”不肯教子弟读书的五种可恨表现中居第一位的便是，“生一子，必日资质蠢，不能读书。”万贯钱财、金山银山都是身外物，只有存蓄人自身的知识道理为人终生所有，是永远不会被剥夺的财富，读书明理才能永保家族兴旺。
　　4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勉学知义
　　关于读书的方法或真谛，传统社会家长认为在于理论学习与行为实践的统一，这两者紧密结合才是真读书。所谓“读书”就要按照圣贤教诲反观自身，如果读书之后，和没读书之前，做人的行为举止没有丝毫进益，这就不是真读书。要做到通过读书，改变自身气质品性，关键要时时以诗书为镜，反观自身，纠正错误，读书和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清朝皇帝玄烨更认为：“读书之法……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如不然，将书泛然读之何用?”读书而不能观照自身，应用实践，泛泛读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重要的知行统一读书观和治学观。
　　需要指出的是，“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学而优则仕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传统社会有识之士的家教又非常重视读书与功名之间的区别，认为读书修身是个人进德修业，增进个人德性，提升个人人格境界的努力，要避免为求功名而读书的功利化意图。如清代彭玉麟认为：“吾人只有进德修业是份内事，科名两字乃是身外事。份内事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即便算得了科名，德可以不进、业可以不修否?”进德修业是为己之学，彭玉麟认为，如果拘于科名，则学问不成，考取科名，更要读书进德。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教子读书思想。“若定要拘拘于科名，则所修学业，非为自己学，乃为科名学，吾未见其成。”如果过分强调渎书的科考功名目的，所修学业几乎没有成功的。
　　由此观之，读书学习不仅是一种知性认识，还在于道德伦理性，并且如果脱离后者，前者毫无意义。正是赋予读书以这样的意义功用，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当中“勉学”与“知义”一体两面，辩证统一，对任何一方面的偏颇都不会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人才。
　　四、结语
　　中国传统家教中包含着丰富的教子成人智慧，对人生义理包含深刻洞见，这种注重子弟人格完善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是人类家庭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然而，任何一个思想文化样态都具有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的具体性，具有相对真理性。传统家教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是传统阶级社会，等级森严的封建主义局限性使传统家教中的成人教育还具有许多对个体主体性、自由性的反动，依附性人格特质还比较突出。从伦理道德的视角考察这种成人教育，许多伦理道德观念方法也具有极大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淘洗，传统家教中教子成人的基本价值理念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仍可以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