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命中注定

　　飞机上。 　　我跟老范聊要作的重庆公交的节目――体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采访哪个部门？拿支笔在纸上划来划去聊得正热闹。 　　坐在我右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能插句嘴么？”
　　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们是《新闻调查》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么？”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两天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纪念的人群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全身心投入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谁最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定，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作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禁止克隆人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和比利时、英国等国家政府是投反对票的。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算起？”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七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选自《新浪博客・柴静・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