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灾难的道德记忆】 秘密关系赵康沦陷的道德关系

　　据新华社电，泰坦尼克号失事邮轮的最后一名在美国的幸存者，也是惟一一名有海难记忆的幸存者莉莲・阿斯普伦德5月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就像本世纪初“9・11”世界贸易大厦的倒塌是对二十一世纪一个警告的象征一样，上世纪初泰坦尼克号事件也可视作是预示二十世纪灾难的一个象征。1912年4月15日，这艘当时最大、最豪华的英国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航行时撞到冰山后沉没，船上两千二百二十四人有一千五百一十三人丧生。而两年之后，欧洲也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对人类的盲目骄傲是一个警告。然而，在这一不幸的事件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令人安慰的东西，看到某种人性和道德的闪光。救生艇容量有限，而救生基本遵从了“女士和儿童优先”的原则而非其他的，例如“富人与显贵优先”的原则。结果74％的女性乘客幸存了下来，80％的男性乘客遇难了。阿斯普伦德家庭的遭遇也是一个旁证，她的家庭在这次海难中死去的恰恰是身体较强壮的四人――她的父亲和三个兄长；而生还的是较柔弱的三人――当时只有五岁的她、母亲和三岁的弟弟。
　　也就是说，在这突发的灾难中，在这最后的生死瞬间，在这艘船上还是保有了某种积淀甚厚的文明秩序、道德秩序，而没有陷入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亦即那种实际上是没有规则、没有秩序的“混乱”。史密斯船长把自己关在驾驶室里殉船，总设计师安德鲁也选择与船偕亡，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承担某种责任，但他们毕竟没有逃避。
　　我们乃至可以说，这些事实说明，近一个世纪前的人们还是保留了相当高的、甚至我们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个人在公共场合的道德水准。2006年2月2日，载有近一千四百人的埃及“萨拉姆98”号客轮在红海沉没，船长在危难关头不是指挥乘客逃生，而是第一个跳上救生艇逃命。
　　这种道德是公共的、社会的道德，也是基本的、核心的道德。然而，这并不是说当时欧洲人的道德就是很健全的，它后面也隐伏着危机。据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回忆，当时的欧洲人在公共礼仪和社会内部的道德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在民族和国家利益方面却陷入了相互敌对，最后他们实际听任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腐蚀和颠覆了这种公共的核心道德。于是，这些文明水准甚高的个人不久就陷入如“绞肉机”一般杀死千百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后来的“人为大祸”，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只能算是很小的“天灾”，而它的沉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的沉没、核心伦理的沉没、常识道德的沉没。
　　无论如何，那些把生还的希望让给别人的人是永远值得缅怀和尊敬的。有人从这里面看出了“男权主义”，还有人从这里面看出了“种族歧视”，我没有那么复杂，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在这样危险的时刻，让“妇孺优先”绝对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而不论这让者是什么性别、什么种族、什么身份。实际上不仅男性，女性也同样表现出一种道德精神。当一位夫人的两个幼小孩子被抱上救生艇后，因人数已满，她不能再上去了，不禁绝望地痛哭起来：“我是她们的妈妈啊……”这时坐在救生艇上的一位女士立即站起来和她交换，放弃了生的机会而自己回到了甲板上。
　　目前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仍在世的只剩下两名当年还是婴儿的英国人。世上已再没有对这次海难存有亲身记忆者了。但幸运的是，在近一百年间，亲历者们还是留下了大量的口头和文字记忆，在这方面并无禁区。而对灾难，包括对灾难中道德行为的记忆和反省是有助于防止类似的灾难发生的。我们对发生于他人身上的灾难记忆有必要借鉴，并不妨设想同样的灾难发生在我们这里将会怎样；而我们对发生于自身的灾难则更有必要汲取教训，以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当记忆被人为限制和禁止的时候，努力恢复和保存记忆本身就会具有一种道德意义。即便记忆者可能会有偏见或误记，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大量互相补充、验证以致修正的记忆接近真相和启动反省。我们不一定要总沉溺于这记忆，但我们却不能让它湮没。
　　
　　【选自《新浪网・何怀宏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