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福利”引发希腊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的原因

　　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宣布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如果由1130万希腊公民为这笔巨额债务买单，希腊人均负债高达2.67万欧元。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惠誉、标准普尔及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主权评级，致使希腊陷入财政危机，欧元兑美元大幅下跌，希腊的债务危机正式揭开序幕。
　　
　　如今希腊人的生活风光不再
　　乔安娜是一名普通的希腊公民，一家五口住在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乔安娜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经营着一家婚纱店，家庭条件在当地尚属中等。
　　然而，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生活已开始出现困难。乔安娜表示，债务危机发生后，父亲的薪水被削减了1000欧元，母亲的婚纱店效益也越来越差，但他们每年还要支付8000欧元的养老和医疗保险。
　　乔安娜提供的一份希腊国会议员透露的资料显示，在希腊，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每个月需要950欧元来应付日常所需，租住一间75平米的公寓每月租金至少300欧元，电费大概45欧元，还不包括水费和电话费。然而，希腊民众的平均月薪仅有500欧元。乔安娜表示，现在物价高，赋税多，民众很难承担生活的重担。
　　乔安娜的邻居德米崔今年37岁，是一家门窗生产工厂的工人。2009年以前，德米崔月薪1200欧元，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工厂效益下滑，开始大量裁员并缩短生产时间。现在德米崔一周工作5天，每天只工作5个小时，工资降到750欧元。德米崔的妻子曾是一名理发师，去年失业，现在家里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德米崔每个月微薄的工资，这种家庭在希腊非常典型。
　　因为物价上升，德米崔甚至买不起超市的生活用品，他每个月不得不驱车2个小时，前往保加利亚购买食物和衣服。德米崔的两个孩子以前还能在培训机构学习外语，但现在也不得不放弃。“政府曾经承诺孩子们能接受全日制教育，但因为财政紧缩政策，他们现在每天只上半天学。”德米崔说。政府不再建立新学校，关闭了近800所校园图书馆，甚至向5～18岁的孩子发放教学光盘，取代成本更高的书本。德米崔气愤地说，“我们不奢望过富翁的日子，但是现在连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乔安娜的朋友埃里克斯在大学攻读平面设计专业，2010年12月毕业后，却只能在一家私立医院担任热线话务员――这是埃里克斯唯一能找到的工作。2011年他已经经历了两次降薪，埃里克斯不知道在他被炒鱿鱼之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乔安娜说：“很多人都对新的福利政策怨声载道，只是迫于生存压力不敢参加罢工示威，因为害怕丢掉唯一的工作。”几个月前，乔安娜的另一个朋友特拉斯里狄斯举家搬迁到了瑞典。29岁的特拉斯里狄斯拥有双硕士学位，掌握了5门语言，硕士毕业后，他3年多都找不到工作。
　　
　　债务危机前希腊人的悠哉生活
　　2007年的希腊首都雅典，繁华商业区普拉卡的美食街在晚上非常热闹，大部分餐馆的上座率都很高，跟随现场布祖基琴的演奏，在座的希腊人一边酌酒，一边哼唱，喧嚣到深夜。一位雅典人坦率地说，他的生活主张是即时享乐。与许多希腊人一样，他对自身所享受的心灵与生活的自由感到自豪。一位希腊年轻人说，他常去酒吧或俱乐部，“我每个月的薪水基本都花在这上面”。
　　据说2004年希腊奥运会前夕，希腊人每天下午三四点就收工，漫不经心地作准备，奥委会一催再催，希腊人才最终准时举办奥运会。德国人经常会抱怨这贵那贵，波茨坦广场的咖啡要四五欧元一杯，太贵；打车起价5欧元，太贵。而雅典人却会这样说：你可以坐地铁，也可以打车，打车也就30多欧元，还是打车方便。希腊人无忧无虑，慷慨得像他们的福利制度一样：博物馆和美术馆基本都免费；跟熟识的希腊人在一起，你要是大加赞美他的什么东西，他八成会执意相送。
　　不过，夜晚走在雅典的小街上，会让人不自觉地加快步伐，这种不安全感缘于在希腊，抢劫、盗窃时有发生。只有不够平等的社会，才会有这样的张力，这无疑与福利制度的诉求背道而驰。而在柏林，或是在丹麦哥本哈根，你甚至不用担心喝醉酒后独自走夜路。同为欧洲高福利国家，为何希腊如此不同？希腊混乱、闲散、热情洋溢，交织着前现代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口与空间。希腊的国民性与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把这几国人相似的性格、文化土壤和制度称为“南欧综合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巴巴拉・韦斯说：“福利国家存在多种类型或制度设计，典型的类型有：德国那样的大陆福利国家、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英国那样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和西班牙与希腊那样的南欧福利国家，他们之间各不相同。”那么，南欧福利制度的独特性何在？
　　
　　少数人的特权福利
　　公务员是希腊最幸福的职业。过去，人们宁可在希腊当一名公务员，也不愿意去华尔街。在希腊做公务员不仅有法律保障铁饭碗，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希腊公务员的后代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公务员的女儿未婚或者已离婚，她们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
　　希腊的公务员每月可以享受到5～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奖金的名目包括，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能准时上班。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7个月是下午2点半下班。在希腊，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是英国的5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更高，而这些部门员工的工资及福利比私营部门高出近一倍。
　　另一方面，面对已经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希腊福利体系却非常吝啬。希腊社会福利的资金至少有90%被用在发放退休金或退养金方面，而用在家庭、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它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制度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不断攀升的失业率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南欧福利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它对劳动年龄段内人员的资金支出，如失业保险，比大陆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系教授迪米特里・索提罗波罗斯说：“希腊福利制度与欧陆和北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非常不平衡与不平等：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公共部门的雇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集团，成功地从国家那里获取了非常优厚的待遇，他们是体制内的。在政治庇护框架下，他们通过国家补贴和额外转移支付获得了职业保险计划，而私营部门的工人和雇员则享受不到这些福利，这大部分人是体制外的”。这些“体制内”的利益集团，抵制任何针对希腊福利制度的改革。
　　公共部门成为被抨击的对象，不仅因为他们是福利制度的特权阶层，还因为希腊有着根深蒂固的“贪腐文化”，这使政府机构功能失调。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银行与金融管理系教授哈尔多维利斯・吉卡斯说：“几十年来，希腊政客一直是通过承诺向民众提供物质好处来获取选票的，然后，他们就让公共部门雇佣他们的子女。大多数希腊人认为，国家是一个与其无关的、能自我运转的、强大的机构，他们只是将国家作为其保有权力的工具，将半数的时间都花在了电视亮相和媒体宣传上；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因此，当前希腊的公共部门处于一种功能失调的状态，无法行动，组织半瘫痪。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希腊无法管制地下经济、杜绝逃税的现象，这些都造成了国库亏空。”
　　
　　真的是高福利导致了债务危机吗？
　　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当下最流行的解释是：昂贵的高福利制度，导致债台高筑。这种解释引用的数据是：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6%，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占的比例达到41%左右，开支巨大；以至于2010年，希腊的赤字占了GDP的10.6%，公债规模达到GDP的144.9%，从而爆发了债务危机。真的是高福利导致了债务危机吗？我们不妨以同样实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为例作一个比较。
　　与希腊老人相比，丹麦老人的生活更加优越，老人们聚在一起，都喜欢谈论新近又去了世界的哪个角落。而养老金保障体系即是福利制度的一个缩影。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约占GDP的1/3，社会性支出（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多，远远超出希腊水平。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本国GDP60%的上限。同为北欧福利国家的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瑞典甚至实现财政盈余。
　　北欧人的税率接近50%，但他们从来没有意见，逃税基本绝迹。在那里，良好运转的政府让公民的税收都用于支持社会服务，比如，健康、教育等，每个人都从所缴纳的税中获益。北欧国家的民众感到，他们的福利国家提供给他们需要并看重的东西，比如，向失业者提供有效的再就业培训、帮助母亲能兼顾工作和子女，这样的福利成为一种能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生产要素。
　　希腊人的人情味、民族自豪感、慷慨和好面子，则与特权、裙带和腐败，难以妥协的两极化政治，以及淡漠的集体主义结合在一起。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教授哈尔多维利斯・吉卡斯说：“在希腊，税收似乎落入了无底洞。希腊的工薪阶层获得的社会服务仅相当于其所纳税款的一半价值，而且他们还必须承担其子女的家庭教师和私人医生等项目的支出。”这样的结果是，希腊人对纳税的义务缺乏认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希腊财政状况恶化跟希腊的“全民逃税”现象有很大关系。希腊国内偷税漏税非常严重，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本国GDP的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这些都使希腊的福利制度改革与财政紧缩举步维艰。
　　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副教授普拉顿・提尼奥斯说：“欧洲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在北欧地区，国家福利制度所费更大，但最受民众的接受，享有最大的合法性。而在地中海地区，国家福利制度的规模虽小，但它却成了许多问题的根源。希腊债务危机并未宣告福利制度的终结，但它宣告了靠借债来维持福利国家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