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波兰外交作死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转型，波兰外交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总体看来，这一过程既带有东欧国家的普遍共性，亦表现出波兰自身的鲜明个性。对1989年以来波兰外交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背景及走向加以考察，并且进一步分析波兰与主要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后冷战时期波兰外交转型的目标、业已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及与国内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做出分析与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波兰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轨迹，对于把握波兰外交的未来走向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波兰　外交　转型　欧洲化　大西洋主义
　　[中图分类号]D187(5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1－0177-(28)
　　在冷战结束后的地区研究中，有关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相关成果数量之多，用匈牙利学者拜伦德・伊万(Berend T.Ivan)的话说，简直可以填满一个图书馆。多数讨论的是政治或经济领域的转型及相关问题，有关中东欧各国1989年以来外交领域的变迁，成果相对有限，而以地区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著作则更不多见。
　　就本文所涉及的波兰二十年来外交领域的转型或变迁而言，据所做资料普查表明，目前国内尚缺乏集中论述的大部成果，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将中东欧外交关系作为整体加以考察或是就波兰外交中较受关注的一些重点领域或问题加以追踪或评论的著述中。比较之下，与此相关的外文成果略显丰富，分析问题的视角也相对多样。不过同样，若对照对波兰国内政治、经济等转型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界对波兰外交转型的研究还有着较大的延伸、整合以及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的要旨，即在于对1989年以来波兰外交的阶段性发展轨迹及转型时期的外交重点等加以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就其转型目标、难题等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解读。
　　一、波兰外交转型的几个阶段
　　1989年政治剧变后，波兰的外交转型大致可以较具转折意义的三个年份(1993年、1997年、2005年)为界前后划分出四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反映了伴随着内外环境的变迁，波兰向欧洲一体化目标迈进的进展、与东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外交走向呈现出的新特点。
　　第一阶段：1989－1993年
　　1989年夏，以反对派赢得大选为标志，波兰政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直至1993年在团结工会及其派生各党执政期间，波兰经历了转型初期的剧烈震荡：三次议会大选、四度政府更迭、五任总理的上上下下，加之1990年突然来袭、影响达数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使得波兰的民主化、市场化转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局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波兰的外交转型却奇迹般地保持了连贯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根据1989年春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外交事务由总统统领，这使得政治斗争(特别是总统与总理间的政治斗争)对这一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少。其次，转型最初这四年间，尽管内阁成员更换频繁，但外交部长一职始终由无党派人士斯库比谢夫斯基(KrzysztofSkubiszewski)担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避免了政策发生显著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多少反映了政治精英对于同时进行的民主化、市场化转型的战略、政策、理念等仍难以达成一致甚至存有很大分歧的话，那么在外交领域，无论围绕总体的转型目标抑或具体的政策选择，各派力量更多表现出的是高度共识。
　　剧变之初，波兰为其外交转型所规划的蓝图是清晰的，亦即摆脱以往意识形态的干扰及同苏联不平等同盟关系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通过努力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保障自身独立与安全，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安全与共同边界的基础上同所有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不过，目标明确并不意味着实践过程的现实、可控。在1989年秋至1990年初这段时间，由于受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波兰自主外交所能践行的空间还相当有限。在诸多制约因素中，以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与苏联的联盟关系尚未完全终结，境内仍有数万苏军驻留。其二，德国统一的步伐越来越近，敏感的波德边界问题重又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波兰外交采取了一种有针对性的双轨政策：在西部，一方面继续推动波德和解，另一方面试图打苏联驻军这张“牌”，用以牵制德国可能提出的领土要求；在东部，继续对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乌克兰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表示同情，但同时力避做出任何可能惹恼莫斯科的举动。总之，此期除了继续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外，波兰外交并无多少弹性空间。“德国因素”甚至还使波兰决定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以一种新的泛欧体系取代北约和华约的主张表示支持。
　　自1990年春，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波兰的变化。首先是西部边界问题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解决。是年3月，在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斡旋下，东西两德议会共同发表声明，承认奥德一尼斯河为波德边界。11月14日，统一后的德国与波兰签署边界条约，正式对此予以确认。伴随着西部边界隐患的消除，波兰对境内苏军和华约的态度随即发生转变，华沙当局开始频频敦促苏联就从波兰撤军问题展开谈判。同时，斯库比谢夫斯基亦放弃此前“模棱两可”的态度立场，转而加入到匈、捷两国外长呼吁解散华约的行动中来。1991年夏，数十年来支撑着苏东阵营的两大支柱经互会和华约组织先后宣告解散，波兰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就此不复存在。同年末，苏联自身的轰然解体及作为其继承国的俄罗斯在此后一年间所奉行的“亲西方”路线，赋予波兰外交以更大的回旋余地。1992年，在与俄罗斯就苏军撤离问题最终达成一致后，波兰开始同新独立的东方邻国正式建交。截至是年夏，除立陶宛以外，波兰同所有邻国签署了新的双边条约，确认了彼此主权和共同边界。
　　进入1993年后，外部环境的改变对波兰外交转型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波黑战争不断升级以及东欧地区民族关系的普遍趋紧，促使西方大国开始认真考虑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机制的东扩来达到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冲突蔓延的目的。西方态度的这一变化，对波兰而言，意味着回归欧洲这一梦想开始启程。另一方面，在其东方，“亲西方”政策带来的幻灭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重新以强硬姿态示人。1993年4月，在新出台的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公开声明将努力重获对前势力范围的控制。在波兰看来，俄外交路线的这一调整，无疑对自身独立与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面对此情，波兰外交当作何反应，方能及时避免昔日“梦魇”重现，同时抓往历史机遇，迎头赶上即将驶来的西进列车?随着新一届议会选举的日趋临近，这一系列问题将由斯库比谢夫斯基的下任去思考和解答。
　　第二阶段：1994-1997年
　　1993年9月的大选，共有1442万选民参加了投票，转型带来的社会阵痛加之团结工会掌权后的四分五裂，多数选民将票投给了在野的左翼政党。 。赢得大选的民主左翼联盟(SLD)与农民党(PSL)携手组阁，年仅35岁的农民党主席帕夫拉克(WaldemarPawlak)出任总理。波兰剧变四年以来由团结工会派生政党执掌政权的局面由此改变。不过，左翼政党的上台并未影响到各派力量在外交转型问题上的政治共识。换言之，重返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总体目标未有动摇。相应地，“斯库比谢夫斯基时代”业已确立的亲西方取向，在199－1997年帕夫拉克及其后几届左翼政府执政期间得到了延续。这种延续从政策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寻求加入以北约和欧盟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组织；第二，继续加强并密切同德、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加入北约和欧盟，是实现重返欧洲这一战略目标的两大基石。早在剧变之初，波兰便公开表达了加入欧共体的愿望。加入北约的申请，则直到1992年即波德边界问题尘埃落定、苏联也已复存在的情况下才正式提出。而北约虽然早在1990年就表示愿同所有华约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此后三年间，由于担心危及同俄罗斯的脆弱关系，并无真意推进东扩。1994年初，北约峰会通过了“和平伙伴计划”，提议将始于1992年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框架下的政治协商扩展到军事合作领域。尽管如此，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北约东扩未见有大的动作。直到1996年底，情况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成功获得连任，并任命了坚决支持北约扩大的奥尔布莱特出任国务卿，在此之后，北约扩大被置入了快车道。1997年在马德里峰会上，北约正式向波、捷、匈三国发出了邀请。如果说加入北约进程多少有点曲折的话，对东欧国家来说，通往欧盟的道路则可谓艰辛、坎坷，较之前者有所不同的是，俄罗斯因素在此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构成“路障”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就1994－1997年这一时段来看，比较突出的三组问题包括：第一，申请国采纳并落实繁冗的欧盟既有法规(acquis communautaire)的问题；第二，欧盟内部久己存在的许多分歧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有关扩大前对欧盟现有机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以上问题的繁复纠结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接近尾声之时，波兰入盟的问题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做出了第五次扩大的决定，波兰被列入首批入盟候选国行列，并获邀就入盟问题展开谈判。
　　1990年代中后期，波兰在向欧洲一体化组织迈进的过程中所以能取得上述进展，除了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与其他中欧各国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平台展开的有效配合与努力外，来自德、美两国的大力支持与助推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北约东扩的钥匙并不掌握在其欧洲成员的手中，对此问题拥有最后发言权的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美国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以及北约先于欧盟实现扩大的事实，加强了波兰外交甚至整个波兰社会的亲美取向(或所谓“大西洋主义”)，美国也由此渐渐被视作相较西欧更为可靠的一个盟友。如果说北约的扩大与美国态度的上述转变直接相关的话，欧盟的扩大则不能不说是德国不懈努力的结果。自1989年起，德国一直是欧共体／欧盟内部在东扩问题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且每每不忘强调尽早吸收波兰入盟的重要性。为此，波兰在几乎整个1990年代始终将德国作为一个关系非同寻常的“特殊朋友”加以看待。
　　在波兰外交转型的第二阶段，亲西方虽然仍是外交战略的主要取向，不过，随着局势发展，波兰愈发意识到，位处欧洲“心脏地带”的地缘现实，使得采取一种完全排他的亲西方立场不可避免地蕴含风险，如今它亟须一个清晰连贯的、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实现其欧洲梦的东方政策。1994年2月，新任外长、来自支持改革无党派联盟的奥莱霍夫斯基(Andrzej Olechowski)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就波兰的东方政策做了正式表述。从很多方面看，这一政策基本上是对斯库比谢夫斯基时期所奉行的“双轨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它一方面寻求改善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和介于波、俄两国之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积极展开互利合作。此后，波兰开始采取主动拉近同乌克兰、立陶宛两国的关系，同时寻求与白俄罗斯保持友好开放的关系。1995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Kwasniewski)当选总统后，决心将东方政策打造为任内波兰外交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此背景下，波兰的东方政策内容亦更趋明朗，概括来讲，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俄奉行特殊对待的原则；第二，将与乌克兰、立陶宛两国之间关系提升到与波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通过支持上述两国加入中欧地区合作组织，促其向西靠拢；第四，积极发展旨在能减轻对俄能源依赖的经济合作。
　　总体看来，较之前一阶段，波兰外交在1994至1997年间无论是主动性还是方向感均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除了继续奉行积极的亲西方外交外，波兰开始寻求在东方为自己打造一个有利的地区角色。自1997年后，这种倾向西方同时关注东方的特点在波兰外交中愈益清晰地展现出来。
　　第三阶段：1998－2004年
　　如前所述，1997年在波兰外交转型中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自此时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景变得越来越现实可触了。作为大选年，1997年同时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的一些新变化。任期届满的左翼政府在过去四年间，虽说在内外政策方面均取得不凡成就，但由于未能赢得多数农民的支持，在9月下旬举行的大选中痛失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此后，获胜的右翼政党团结选举行动(AWS)联合得票率位居第三的中派政党自由联盟(uw)组成新一届中右翼政府。来自自由联盟、强烈支持一体化的盖雷梅克(BrortislawGeremek)被任命为第三共和国第五任外长。这样，在柏林墙倒塌八年后，用历史学家罗斯柴尔德的话说，“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拥有了一个主张无神论、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总统，一个新教徒的总理和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外长”。尽管如此，左派总统、右派总理、中派外长共处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了2001年9月第四届议会大选之时。这一次，政治钟摆再度左摆，在野四年后，左翼政党重新赢得大选上台执政，10月10日，组成了由米莱尔(Leszek Miller)领导的民主左翼联盟一农民党一劳动联盟联合政府。同样来自民主左翼联盟、曾于1996-1997年间担任政府总理的齐莫舍维奇(wlodzimierz Cimoszewicz)受命出任外长一职。米莱尔领导的联合政府一直执政到2004年5月，随后财长贝尔卡(MarekBellka)接任总理直至2005年秋大选。
　　1998－2004年，是波兰外交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虽然此前向北约和欧盟迈进的过程中一路磕磕碰碰，但到1998年时，两个组织的扩大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不过起初，波兰能否顺利成为首批新成员国中的一个以及它将在欧洲大家庭中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前景尚不明了；除此之外，波兰外交中日渐凸显出来的“大西洋主义”色彩会否就此发展为波兰外交的一种永久性 特征，当时也仍充满不确定性。事实上，这些问题恰好构成了1998－2004年间波兰外交转型的一条主线。
　　1999年3月12日，北约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四次东扩，波、匈、捷三个前华约国家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加入北约的梦想。就其初衷而言，波兰是期望北约这个以集体防御为目的的组织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抵御外部威胁。不过，就在波兰入约后不到两周，北约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在科索沃展开了针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此种情形意味着已是成员国的波兰必须在以下两种选择中择取其一，即要么继续坚持北约应恪守其作为集体防御组织这一定位，从而反对北约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要么则接受北约角色和功能的这一转变，支持北约的行动。事实上，波兰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不仅如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它都坚定地同北约内部“单边主义”的支持者站在一起。波兰的这一表现，不由令欧盟国家隐隐担忧：一旦波兰获准进入欧盟，它将会在欧洲和美国二者间作何选择?事实上，随着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打响，这一问题很快便有了答案。
　　1998年春开启的入盟谈判对波兰来说并不顺利，进展异常缓慢。所以会这样，其中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亦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波兰是“卢森堡集团”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其一国面积超出了其余五国之总和)，它的入盟准备过程自然会较为复杂和漫长；就后者来讲，由地理面积催生出的“大国心态”，使得波兰在许多问题上较之其他候选国往往表现得更加不愿妥协，相应地，谈判进程也就慢了下来。波兰的这种状况很快引起了其他五个“卢森堡集团”国家的不满。围绕波兰的入盟问题，争论持续了很久。由于不想自己的入盟进程被波兰拖了后腿，其中个别国家(如匈牙利)，即提议欧盟先进行一次小规模的东扩，将“卢森堡集团”中那些条件业已成熟的国家先吸收入盟。不过，此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德国的强对反对。据时任匈牙利总理的迈杰西・彼得(P6ter Medgyessy)回忆，当时德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欠波兰人一份没有偿付的账单，在道义上应该予以处理”。在德国作了上述表态度后，波兰被纳入扩大计划。后来，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也相继被纳入首批东扩候选国之列。
　　2002年11月，欧盟各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正式邀请包括波兰在内的八个前苏东国家和两个地中海国家加入欧盟。次年春，在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以上十国正式签署加入欧盟的协议。与此同时，除塞浦路斯以外的九个候选国先后在国内就加入欧盟举行了全民公决。根据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3年6月7～8日，共有58.8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77.45％的人赞成加入欧盟。2004年5月1日，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苦的努力之后，波兰终于梦想成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
　　第四阶段：2005－2011年
　　然而，几乎就在踏进欧盟大门的同时，波兰国内政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重返欧洲这一目标的实现，使得15年来支撑着各派政治共识的一根主要支柱随之消失，政治舞台出现了新的分裂，一种更趋保守的意识形态日渐占据主流。2005年9月，曾带领波兰成功加入欧盟的民主左翼联盟，因未能妥善解决国内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加之政府内部涉及权钱交易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结果在议会选举中被打着“道德复兴”旗号的两支中右政治力量联手击败。这两支力量分别是：2001年由莱赫・卡钦斯基(LechKaczynski)创建的持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立场的法律与公正党(PiS)，以及同年从自由联盟中分离出来、由图斯克(DonaldF.Tusk)领导的具有自由保守性质的公民纲领党(PO)。以上两党共夺得51.1％的选票，而民左联党得票率仅为11.3％，甚至不及剧变后首次自由选举的成绩。选举结果揭晓后，人们普遍以为，两大中右政党会联合组阁。然而，当第二个月莱赫・卡钦斯基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后，法律与公正党已无意同公民纲领党合作，先是于10月31日成立了由马尔钦凯维奇(Kazimierz Marcinkiewicz)领导的少数派政府，次年5月又与议会中两个较小的极右翼民粹政党自卫党(Samoobrona)和波兰家庭联盟(LPR)组成了多数派联合政府。7月中旬，法律与公正党主席、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孪生哥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A.Kaczynski)接替马尔钦凯维奇出任总理。波兰进入到了卡钦斯基兄弟主政时代。
　　2005年的选举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政权在左右两翼之间的再度易手，但随后许多迹象表明，以上两场选举实际上构成了1989年以来波兰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标志着波兰政治的分化和组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继承了团结工会右翼传统的法律与公正党在其竞争纲领中明确宣称，自己的目标在于同过去彻底决裂，即不仅要跟剧变前波兰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划清界限，还要与1989年以来主导着波兰转型进程的政治共识和核心信条分道扬镳。很快，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诸多带有民粹主义、反共和社会保守色彩的激进主张和实践，也外溢到了外交领域，尤其突出表现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的态度变化上。在对欧政策方面，疑欧情绪明显上升、排德倾向有所显现。无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执政之后，法律与公正党一再宣称，作为民族利益最坚定的捍卫者，它所领导的政府要使波兰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大欧洲国家地位的共和国”。在此驱动下，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欧盟内外政策问题上屡屡提出异议。对于德国这个“特殊朋友”，该党的态度也与前几届执政党亦有很大不同。在它看来，鉴于欧盟正在或已经变成为德国控制欧洲的一个工具，波兰应向德国“将自己的繁荣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上的霸权野心发起挑战。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对抗色彩也日渐浓重。在这方面，2005年的“天然气管线事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当时，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与德国化学公司BASF达成一项关于穿越波罗的海海底铺设一条天然气管线的协议，用以替代1993年曾与波兰签署的一项关于铺设第二条经由西伯利亚、过境波兰然后抵达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天然气管线的协议(即亚马尔一欧洲管线二期)。俄德的协议，在波兰看来，对其地缘政治地位和能源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抵制此项计划，波兰政府提出了组建一个“能源北约”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需要俄罗斯供给能源的国家可向“能源北约”定购；如果俄罗斯决定切断供给的话，各国可相互支持、协调行动。虽然提议后以失败告终，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此届波兰政府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担忧是何其之深。
　　2007年夏，由于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家庭联盟党在众多核心问题上分歧难调、纷争不断，执政联盟走向破裂。10月21日，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公民纲领党以超出法律与公正党近十个百分点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随后与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图斯克出任总理。较之法律与公正党，公民纲领党对欧洲持积极友好的态度，在图斯克的领导下，波兰在 强调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奉行融入欧洲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就前任对德政策做出相应调整。2011年下半年，波兰在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多次强调了支持欧洲朝着进一步一体化方向迈进的立场，并表明波兰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一段时间来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炙手可热的利比亚问题等，波兰也借各种场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主张。所有这些都表明，波兰希望在欧盟事务中争取更多发言权，成为欧盟的主导力量之一。此外，在继续保持亲美外交的同时，图斯克政府也非常注意推进波俄关系的平衡发展，相较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前者更强调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2011年10月9日，公民纲领党凭借执政四年间取得的突出业绩，以39.18％的支持率再度赢得大选，图斯克也由此成为剧变二十多年来首位获得连任的总理。在11月18日正式组成的新政府中，外交部长一职仍由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担任。根据近期波兰总理和外长在一些重要场合的政策表述，可以预期此届政府将会继续把在欧盟内政外交中扮演积极角色置于外交全局的重心。此外，维持波美同盟关系，加强对俄经贸关系并审慎处理两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不和与摩擦，继续鼓励和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东方邻国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高加索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努力推动其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也将依然是贯穿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当然，不排除个别外交重点或领域会有新的调整。
　　二、转型时期的外交重点
　　1989年以来的波兰外交，很大程度上主要围绕着如何处理同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各主要大国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同欧盟以及同其他邻近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层面来展开的。其中第一方面是近20年多来波兰外交的重点，篇幅所限，以下择取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组双边关系分别加以讨论。
　　波俄关系
　　冷战的结束从两个方面根本改变了波俄关系：首先，它使波兰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进而加入了欧洲一体化组织；其次，它重新点燃了两国对“中间地带”的历史争夺。简言之，波兰从一个前苏联的“卫星国”变成为俄罗斯的地区对手。回顾苏联解体以来波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甚顺畅，矛盾与摩擦时有发生。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两国关系的负面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恶化趋势明显加剧。不过，要想对波俄关系有更为全面的理解，仅关注眼前出现的种种不和是不够的，还需对其背后的历史根源和地缘因素做进一步探究。
　　波俄关系的历史纠葛由来己久，至远可追溯到16世纪。1507年由于莫斯科公国对立陶宛的侵犯和蚕食，波兰被拖入与莫斯科的战争之中。1537年战争结束后，双方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但很快在争夺波罗的海统治权的立沃尼亚战争中，再度兵戎相见，结果波胜俄败。1605年，为满足向东扩张的愿望，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对俄国发动战争。次年9月，波军占领莫斯科，此事后来被俄作为民族耻辱载入史册。17世纪下半叶，双方力量对比倒转过来。18世纪后半期，俄国开始向西扩张，并于1772、1793、1795年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共占领波兰近三分之二的领土。1939年9月签署的苏德秘密补充协定，事实上造成了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冷战结束后，诸如此类的历史积怨一一浮出水面，给当代波俄关系造成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波兰来讲，上百年国之不存的历史、二战初期的再度沦亡、1943年爆出的卡廷惨案、损失惨重的华沙起义、战后四十多年主权受控的经历，这一连串的民族伤痛都与这个东方邻国有着直接的关系。1990年代以来，波兰政府多次重提往事，希冀俄方还历史也还波兰民族以公正，然而，莫斯科方面的反应似乎总难令人满意。以卡廷事件为例，1989年波兰剧变之后，苏联／俄罗斯领导人也曾就此事做出种种歉意表示。比如，1990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主动将1939－1940年间涉及卡廷事件的部分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移交到访的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1992年，俄总统叶利钦解密了表明苏联最高领导层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文件，并将其交给了波兰；一年后，在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叶利钦拜访了华沙波沃斯基公墓(Powgzki Cemetery)并向卡廷纪念碑敬献花圈；挖掘工作亦大致同时展开，1990年代末位于哈尔科夫、卡廷和梅德诺耶的军墓建成并于2000年对外开放；2010年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前往位于俄斯摩梭斯克附近的卡廷墓地祭奠，向事件受害者致哀并跪献花圈等。不过在波兰人看来，以上这些与真诚的忏悔仍相距甚远，至少俄罗斯直至目前还不愿就此事做出正式的道歉。此外，对于华沙当局多次提出的诸如解密所有相关文件、就事件做出解释以及将其定性为“种族屠杀”等要求，莫斯科方面亦予以了拒绝。2010年，围绕着卡廷事件旧伤未去、又添新痛。4月10日，赴俄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所乘专机在斯摩梭斯克上空坠毁，连同总统夫妇在内的机上96人全部罹难。此次空难事件又为“卡廷”二字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悲情色彩。事实上，在与二战相关的诸如战争的起源、爆发、结果以及冷战时期的涉及两国关系的许多问题方面，波俄双方的看法均存有较大分歧，有些甚至截然相对。当然，“翻历史旧帐”的并非只是波兰。2005年，俄杜马宣布取消十月革命节(11月7日)，代之以新的节日“民族统一日”(11月4日)，用以纪念1612年的这一天波兰占领军被俄军逐出莫斯科。此事不可避免地给两国关系增添了新的不愉快。所有这些积怨或纠葛，都无疑对两个民族间的情感带来了负面影响。
　　除历史问题外，波俄关系还深受地缘因素的影响。1991年伴随苏联的解体，波兰东部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高加索各国的纷纷独立，使波、俄之间出现了一条中间地带。显然，波兰东部边界的安全与否，同这条中间地带是否稳定息息相关。而后者，在波兰看来，不仅取决于这些国家国内的民主化转型顺利与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们与欧洲和俄罗斯二者之间的关系孰近孰远。从1998年起，波兰不断向欧盟提议吸收这些国家入盟，以期通过联盟的力量将它们彻底纳入西方轨道。21世纪初，在获得欧盟准成员国身份后，波兰在推行其东方政策方面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姿态。2004年11－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此间，波兰的表现颇令人关注。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美国的支持和欧盟的默许下，在乌克兰两位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和尤先科(Viktor Yuschenko)之间展开斡旋，并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许多波兰的艺术家、反对派领袖以及大量的志愿者来到基辅，向乌克兰示威者表示支持；此外，波兰还派出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支国际观察员队伍前往乌克兰监督重新举行的选举。波兰向东扩大稳定地带的努力，与俄罗斯在此地区的地缘政治目标发生了冲突，并被后者视作对其欧洲后院的蓄意侵入。为示“惩罚”，俄罗斯随后以不合健康标准为由对波 兰许多肉类和农产品实施禁运；作为回应，波兰亦在2006年欧盟就同俄罗斯签署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举行谈判的问题上投了否决票。此间，两国媒体亦相互展开“大战”。波兰媒体指责俄罗斯惯用“帝国式外交思维”、“仍把波兰看作是自己其势力范围”、意图“削弱波兰主权”、“还生活在过去”等。俄罗斯媒体则驳斥称波兰“干涉乌克兰选举进程”、“在乌、白两国充大哥”、“阴谋破坏俄欧合作”、企图在欧洲大陆“再造出一道新的铁幕”等。如此这般你来我往后，波俄关系很快跌至剧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除了历史问题和地缘利益的分歧与冲突外，近些年来能源问题成为引发双边关系紧张的又一诱因。冷战时期，波兰即对苏联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依赖。冷战结束后，这一状况并无改变。在波兰，由于近七成的天然气购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造成国内能源市场一直被后者所垄断。作为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的中转国之一，多年来波兰一直享受着价格方面的优待。2004年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俄罗斯多次威胁拟就出口波兰的天然气价格重新举行谈判。另外，乌克兰危机也促使俄罗斯决定在对欧天然气供应方面调整政策，一方面提高价格，另一方面设法通过新的运输线路使俄罗斯天然气绕开乌克兰、波兰等中东欧中转国，直接输抵欧洲市场。目前俄罗斯计划修建的从北部穿越波罗的海抵达德国的“北溪”管道和从南部穿越黑海抵达保加利亚的“南溪”管道便属此列。其中，“北溪”管道颇受关注。2005年俄总统普京访德期间，同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此项目签署协议。如前所述，对于俄德此举，波兰反应甚为激烈。时任国防部长的西科尔斯基后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甚至将其同1939年苏德密谋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协定》相提并论。近年来，波兰各届政府虽积极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迄今为止收效并不显著，未来波俄关系恐怕还很难摆脱能源因素的影响。
　　过去二十多年来，波俄关系虽龃龉不断，两个民族间历史形成的不信任感亦很难短期内消除，不过，最近几年许多迹象表明，双方在改善和推进两国关系务实发展方面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对于波兰来说，俄罗斯不仅是它不可或缺的能源供应国，亦是波兰资本和商品的重要流入地。就俄罗斯而言，波兰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眼下双方围绕波美反导合作及俄罗斯威胁在欧盟边境部署导弹问题虽有不少争执，但事实却如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所说，“俄罗斯的导弹”并不是“波兰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如今最令波兰担忧是欧盟能否渡过当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因为后者才真正对波兰的未来和命运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波美关系
　　与上述波俄关系状况形成很大反差的是波兰同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之间的关系。1989年以来，波美关系的密切程度不断加深。如今，波兰已被普遍认为是欧洲范围内除英国以外最亲美的一个国家，而波兰似乎也有意将自己同美国的关系提升到某种“特殊”层面。
　　造成波兰对美国怀有“亲近感”的因素可以举出许多。不过，从现实外交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后波兰外交亲美取向的背后更多折射出的是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唯有美国能帮助它摆脱地缘政治陷阱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的产生与二战时的遭遇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二战对波兰造成了重创，战争留下的沉痛记忆连同二战的结果，对此后波兰的安全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1939年的再度亡国以及1944年华沙起义的惨败，使波兰对保卫自身国家安全的能力丧失信心。其次，英、法的绥靖政策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致使波兰对西欧大国保卫欧洲安全与稳定的意愿和决心产生严重怀疑。以上因素，加之后来美国在结束二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催生出波兰早期的亲美情结。而随后冷战年代的经历更使波兰确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愿意并且能够对德国和苏联／俄罗斯这两个给波兰带来无数浩劫的邻国加以牵制和阻遏的国家。如今在波兰，还有很多人会不时提到1980年代美国对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给予的支持和援助，认为美国在结束冷战、推动波兰脱离“东方阵营”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照某些波兰学者的说法，对于像波兰这样的国家而言，它需要一个“老大哥”为自己提供安全和保护，而波兰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决定了，美国是唯一信得过的选择。
　　尽管如此，在剧变之初，由于华约尚未解散、苏军仍未撤离、北约的命运亦不甚明了，这种亲美的取向在波兰外交中并未明确表现出来。但是此间，美国在推动德国统一特别是调处波德边界争端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促使波兰强烈感受到了美国对于欧洲局势发展的重要影响。此后，几乎每届波兰政府上台都会强调，支持美国继续在欧洲保持军事和经济存在。1990年代末，由于美国的支持，包括波兰在内的中欧三国顺利加入北约，这对后来波兰亲美取向不断增强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2001年，美国发起反恐战争，波兰不仅紧随布什政府的反恐路线，且于2002年初，应邀派出300人的部队(包括来自机动反应作战部队的精锐特种军和后勤支援舰队)参加到美国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EnduringFreedom)中，成为了反恐联盟名副其实的参与者。自阿富汗战争后，波美两国不仅在诸如核扩散、人权、中东欧地区合作、联合国改革等外交领域展开密切配合，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大为加强。2002年12月，波兰政府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举订购了48架第52批次的F－16多用途战斗机。此份订单不仅使美国和波兰可以进行联合训练，共享通用的战术和条令，而且使波兰可以充分地参加美国和北约的地区及国际联合任务，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两国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战略关系。2003年，当美国将反恐的矛头转向伊拉克时，波兰置欧洲内部激烈的争论与分歧于不顾，继续给予美国无条件的支持，并迅速作出向海湾派兵的决定。波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可谓亲美外交的一次集中体现，但其中表现出的对美国战争政策近乎盲目的忠诚，在欧洲引发了众怒，有媒体甚至以“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相称。就连一向对波兰亲美路线持支持立场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波兰这种表达忠诚的方式“走过了头”，会对与德、法两国的关系造成损害。
　　批评之声并不仅只来自于外部。2003年11月，当波兰士兵在伊拉克战场上发生了首例阵亡后，民怨终于爆发了。压力之下，政府被迫宣布撤军计划。除了撤军外，此期另外两个与伊拉克战争相关的热点议题也令波兰当局甚为尴尬。其一，波兰原本期望战争结束后能通过参与伊拉克重建赚取现实的物质利益，结果大失所望。事实上，除个别特例外，绝大多数参与竞标的波兰公司均空手而归。其二，波兰原本以为如此全力以赴地支持美国，应该不难换取已为多数欧盟国家享有的免签证入境美国的待遇。然而，当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向布什总统提出这一要求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答。一心努力将自己打造成“美国模范盟友”的波兰，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波美同盟关系远不对等，显然，波兰并非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 　　以上种种尴尬或失望，加之国际、国内不断增强的舆论压力，推动波兰政府对其伊拉克战争政策展开反思，亲美的热情也多少有所降温。2004年在正式加入欧盟后，波兰开始重新审视欧盟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逐渐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采取一种较具建设性的立场。不过，诸如此类的反思或调整并不表明波兰外交业已放弃了亲美路线。事实上，如前所述，2005年中右翼政府上台后，波兰外交的亲美色彩不是减弱而是更趋浓重了。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伊始，便首先取消了前届政府关于2005年开始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声明波兰军队将继续驻留伊拉克，直至完成任务。2007年图斯克政府上台后，虽强调波兰外交应更多地转向欧洲，而不是像法律与公正党政府那样一味地“对美国卑躬屈膝”，但据近几年波美关系的具体实践看，“大西洋主义”并未褪色。2008年8月，波兰置国内外种种反对意见于不顾，与美国正式签署反导协议，同意了对方提出的在波境内布置10枚拦截导弹的请求，而美国则承诺与波兰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在波部署爱国者导弹。2009年11月4日，即《里斯本条约》在最后一个欧盟成员国捷克获批的第二天，波兰向美国提出在波境内驻军的请求。12月10日，双方就美国向波派驻军队达成协定并共同签署了《美国驻军地位协定》。2010年，波美两国在波罗的海举行了首次重要的军演，作为对此前俄罗斯发出核威胁的回应。凡此种种均表明，尽管欧盟成员国身份以及卷入伊拉克战争事实上的“得不偿失”对波兰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依靠美国牵制俄罗斯、保障自身安全与防务以及一定程度上借助波美“特殊关系”提升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等战略意图的驱动之下，波兰外交的亲美本质并未发生改变，维护并加强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形象仍将是波兰外交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内容。
　　波德关系
　　如果简单以亲疏好坏来论国家关系，那么1989年以来波兰同德国的关系大致可说介乎波美、波俄关系之间。同样，波德关系目前的这种状态也有其历史成因。
　　与波俄关系相类似，波德关系也有解不开的冤结。两个民族的关系史久远而复杂。早在10世纪，波兰与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交往，但很快双方关系因波兰与条顿军团的战争蒙上阴影。结果，普鲁士成了波兰的属地。后来，普鲁士王国强大起来，18世纪下半叶同俄、奥一起将波兰瓜分殆尽。一战结束后，波兰重新建国，根据《凡尔赛和约》从德国获得了原属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并在国际联盟介入下，与德国划定了上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马祖尔亚等争议地区的边界。祖国的复兴自然令波兰人欢欣鼓舞，然而，对于争议领土内德语区被划入波兰境内，德国人则一直深感不悦。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国，掀开了两国关系史最黑暗的一页。入侵仅六周后，德军开始大批逮捕、屠杀波兰人，并在波兰建立了数千个集中营和死亡营。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被当作苦力运往德国。1944年，为反抗纳粹统治掀起的华沙起义，终以悲剧收场，超过二十万军民在与德军的战斗中阵亡，华沙被夷为废墟。二战结束后，波兰的版图整体西迁了二百多公里。随着奥德一尼斯河以东领土被划归波兰，一千多万德国原住民被波兰当局强行驱逐出境。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波德边界的数度变迁，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不过，回顾起来我们发现，虽然同样存在着很深的民族积怨，但冷战结束以来波德关系的发展似乎并不像波俄关系那样备受历史羁绊。至于原因，简单来讲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尽管上千年来波德双方曾发生过战争、流血，但也有过较长时间的和平、合作以及特别是文化的共享。对波兰来说，德国带给它的历史梦魇是实实在在的，但它对于这个西部近邻的文明认同也是真真切切的，这一点为波兰界定对德关系的最终立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其二，冷战期间开启的和解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两国关系的历史重负。1949年德国一分为二。同为东方阵营国家，波兰与东德的关系自不必说，但与西德的关系在战后最初十几年间始终处于冰点。直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伴随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两国关系开始解冻。1963年波兰与西德签订了首个商贸协定，随后西德在华沙设立了工商代表处。1965年波兰天主教会主教致信西德主教，以一句“我们宽恕对方，并请求对方宽恕”发出了两国应就战争与驱逐问题实现和解的倡议。m1970年底，两国关系正常化条约的签署、西德对波兰西部边界的承认以及特别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那历史性的一跪，为双方化解怨仇、走向和解打开了大门。
　　1989年，波兰发生政治剧变。11月，德国总理科尔到访，其间西德政府同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首届团结工会政府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声明。此后二十余年间，波德关系总体看来进展顺利，但亦时有龃龉。据其变化特征可大致划分出以下几个阶段。
　　德国统一前后，两国关系因科尔最初拒绝承认奥德一尼斯河为未来德波边界一度变得紧张微妙。不过，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外交介入下，这段插曲比较快地过去了。1990年秋，双方以条约的形式对现存边界正式予以确认。次年6月获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解决了包括经济关系、双边交往、境内少数民族权益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标志着两国实现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关系正常化。此后直至1998年科尔总理在任期间，波德双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互利合作。此间，德国用行动兑现了它在上述《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做出的承诺，即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政治上全力支持波兰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
　　1998年，德国举行大选。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执政。此后七年间，受各自国内政治情势、外交政策变化以及现实利益冲突等影响，波德关系中出现一系列猜疑、分歧与摩擦。首先，施罗德政府上台后对德国的欧洲政策作出调整，更加强调维护德国自身的民族利益，以及深化同对扩大欧盟不甚支持的法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些动向让波兰开始对德国未来是否仍会支持其加入欧盟的努力感到担忧。其次，随着波兰外交亲美倾向日趋加剧，特别是2003年不顾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反对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使得德国对波兰产生出越来越多的不信任。第三，波德两国对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策分歧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新的不和。如上所述，波兰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对欧洲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而需要加以遏制的国家，而施罗德政府更愿意把俄罗斯看做自己在东方的一个重要伙伴。对于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策方面，波德两国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此期，个别历史议题亦开始浮出水面，对波德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2004年夏，在华沙起义60周年活动前夕，德国被驱逐者协会采取行动，要求波兰归还财产和支付赔款。与此同时，一个受到该协会支持的名为普鲁士托管公司的组织也展开活动，声言要为被驱逐德国人遭波兰没收的房屋、地产等提起归还诉讼。此事在波兰仍引发了极大不满。尽管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支持被驱逐者关于获得赔偿的要求以及享有在其前家园重新安置的特 权。但它亦明确指出，一待转轨进程结束，必须允许所有的欧洲公民行使其权利――不管它们曾住在哪里。总之，1990年代初关于以法德和解与合作为样板发展波德伙伴关系的提法，在不到十年之后便不再有市场。2002～2003年，在上述种种因素影响下，波德关系滑至1989年以来的谷底。
　　2005年同为波、德两国的大选之年。受各自国内政局变动的影响，2005年后，波德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如前所述，是年秋，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赢得大选后上台执政。该党在单独和联合执政的两年间，将带有民粹、反共、社会保守色彩的国内政策与疑欧、排德、反俄、亲美的外交政策给合在一起，不仅使波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也给外交实践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对德政策方面，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双方存有争议、分歧或利益冲突的问题上表现得顽固而强硬。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5年11月上台的由基民盟主席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新政府，较之上届政府，更愿与波兰通过增加对话、扩大接触达到增进共识的目的。2007年波兰政府更迭，公民纲领党上台后，及时对上届政府的对德政策做出调整，波德关系得到明显改善。随着图斯克政府越来越将波兰外交的重心放在欧洲，与德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就成为当务之急。2011年11月28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访问柏林期间发表的一篇讲话在德国和波兰国内引发热议。讲话中，西科尔斯基除敦促德国在当前欧债危机中承担起“欧洲领袖”的责任、“帮助欧元区逃过此劫”、防止其“分崩离析”之外，更明确表示了，波兰愿同德国一道，齐心协力共策欧盟繁荣与稳定。在回顾了剧变以来德国给予波兰的种种支持和助推后，西科尔斯基满怀深情地用德语说道：“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波兰人，我感谢你们。”鉴于目前波兰国内对西科尔斯基可能出任下届政府总理多有猜测，他此次在柏林的这番讲话被初步解读为意味着波德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结论
　　以上本文就过去近二十多年间波兰外交的转型进程及其重点做了简要分析。总体看来，冷战的结束、东方阵营的瓦解，是开启这一进程的基本前提；世界局势、欧洲地缘政治、东西方大国关系的变迁，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内众多新课题的出现，是影响这一进程的外部要素；以民主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国内政治经济转型，在独特的民族历史中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外交领域的传统、理念及政策遗产等，则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力。
　　正是在以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1989年后波兰外交呈现出一条基本清晰可见的阶段性变化轨迹。在这条轨迹中，不同阶段反映了转型目标在回归欧洲这一总的框架下所发生的调整。这些调整在以下三个节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三个节点分别是：1997年获得北约和欧盟的候选国身份、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2004年成为欧盟完全成员国。首先，在1997年以前，加入以欧盟、北约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机制，摆脱欧洲结束分裂后的身份和安全困境，并分享由其带来的“繁荣”与“稳定”，是波兰外交的核心诉求。欧洲亦由此成为此间波兰外交关注的绝对焦点。从政策角度看，密切与德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在谨慎提防的同时力求保持与俄罗斯的正常交往，是此间波兰欧洲外交的主要特点。1997年在初步获得了北约和欧盟的入场券之后，此前处于隐性状态的一些政策趋向开始显现出来，由此带动波兰外交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波德关系为纽带的亲欧路线发生动摇，亲美取向浮出水面；其二，东方政策的温和色彩加速消退，积极与俄罗斯争夺中间地带的动向愈益明显。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大西洋主义”开始在波兰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2004年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取得，推动波兰外交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之后，特别是2007年以来，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机制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努力影响并参与规则的制定以最大限度促进波兰的国家利益，成为其外交转型的新重点。
　　从以上线索的梳理中，我们既看到了近二十年间波兰外交的变化轨迹，也发现了一种内在的惯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内在的惯性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牵引着波兰外交转型的整个进程，并使波兰外交自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益呈现出鲜明个性。这种个性通过波兰外交中渐趋明晰的四种取向表现出来，即源自历史与情感的亲美、出于经验的疑欧、由历史和现实促成的恐俄以及积极进取的东方政策。当然，前三种取向就其基本方面来讲，在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转型中亦不时有所体现，不过不像在波兰外交中那样清晰可辨。至于东方政策，则一直被公认为冷战后波兰外交转型中最具独创性的一个方面。在上述四种取向的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与历史和地缘紧密相连的深刻的不安全感。如前所述，颇具悲情色彩的民族历史和夹处在欧洲东西方大国之间、位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轴这一现实，对波兰外交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历史和地缘对波兰外交观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无法理解波兰何以对主权独立、国家安全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也就无法把握和看清其外交转型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除此之外，以上四种取向还折射出波兰将其自身视作“地区大国”、“欧洲大国”这样一种角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希求在此过程中为自己在欧洲一体化机制中谋得与其大小、“地位”相称的分量。
　　上述种种既是波兰外交独特个性的体现，同时亦是致使其转型进程遭遇难题的原因所在。概括来讲，这些难题包括：首先，如何克服“大西洋主义”所隐含的风险。进入21世纪以后，日渐在波兰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西洋主义”可谓是把双刃剑。就其政策动因而言，波兰努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意在籍此提升波兰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增强自身防抵俄罗斯的信心和实力。然而，作为欧洲大陆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新兴民主转型国家，波兰目前并不具有制衡以上任何一方的实力和杠杆，在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下介入大国游戏，既可能借大国相互间矛盾获得额外利益，也可能不必要地使自己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从而不仅无益甚至有损于自身国家利益。此外，由于波美合作背后所明显带有的“实用性”和“权宜性”色彩，“大西洋主义”完全有可能会给波兰带来与其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即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波兰在欧洲的处境，加重而非减轻了来自俄罗斯的安全隐患。怎样避免这一结局，对波兰外交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第二，如何解决“东方政策”面临的困境。如前所述，积极推动欧盟继续东扩是波兰提升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对波兰来说，该战略的目标指向是明确的。不过，问题在于波兰缺乏推动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强有力的手段和能力。换言之，以上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其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现实走向以及北约和欧盟对于是否吸纳这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均非波兰外交所能引导和把握。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波兰积极进取的“东方政策”，不仅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在以上东方国家以及欧盟内部也引起怀疑。
　　回顾1989年后波兰外交走过的历程，本文以为总体上“得”多于“失”。就其成功之处而言，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摆脱了剧变之初的身份和安全困境，通过融入欧洲一体化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梦想，同时通过个性外交的塑造，使自己成为地区、欧洲以至世界舞台上一个颇受关注的力量。近两年波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方面的突出表现也大大增强了波兰在外交领域的自信。当然，其间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要予以克服，除需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战略、方针、目标等加以调整和平衡外，在本文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转变惯性思维，培育平和心态，尽可能放下历史包袱，通过真正发挥连通东西方桥梁的作用，化地缘困境为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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