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人格精神原因分析 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

　　摘 要：曹操是汉魏的弄潮儿。不断变化的人生经历，让曹操从思想到行动都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格精神。这种独特的人格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本文试图从他的诗文入手进行探索，从而得出结论，那就是，曹操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兼受墨道法家等思想影响，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从而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原因分析 曹操 人格精神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是英雄呢？在刘劭看来，英者可以为相，雄者可以为将；所谓英雄，乃指兼“英”与“雄”于一身成就大业而名垂千古之人。毛泽东则在《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强调真正的英雄应该是全面发展的通才人物。综合他们的观点，英雄应该是文能为相、武能为将成就大业且千古留名的人。细数三国英雄人物，能够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英雄的只能是曹操了。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并非艺术的《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那样。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今人俞敏洪却用一部《三国》让新东方在大洋的彼岸成功上市，成为教育培训界的领军人物。这一切都得益于曹操人格精神的影响。
　　所谓人格精神，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所形成的人的道德品质，及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个人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它具有独特性、稳定性、综合性和功能性。
　　曹操，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是身兼数职的典型代表。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不管是治军还是治人，不管在乱世还是治世，即使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在握，在称帝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的时候，他却坚守了他的人格和道德的底线，终身不称帝。这些行动足以折射出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
　　他的人格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受某一种思想的影响而建立纯之又纯的思想体系。曹操也是如此。过去学者说曹操思想属于儒家，也有说他崇尚法家，还有说他是杂家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曹操思想性格的一贯表现、反映其心性思想倾向的诗文等方面加以探讨他人格精神的形成原因。
　　笔者认为，曹操人格精神的形成是受儒墨道法家等思想影响的，是集多种思想于一身，博采众长，对各种思想融会贯通，灵活利用的结果。
　　（1）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末以来，天下大乱，以经学神学为特征的迂腐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度动摇。但是，儒家思想流传下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加上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还是有意识地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不管社会形势如何变化，一种思想潮流的演变也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在主流思想观念不变的情况下，正统的思想体系受到一点冲击并不会引起根本性的变化。时势造英雄，任何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曹操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环境下，他必然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感化着曹操。
　　从他仅有的二十多首诗歌中可以发现，曹操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表现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及对理想社会的描述。《秋胡行》（其二）中的“万国率土，莫非王臣”是由《诗经・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句子演变而来。《善哉行》(其一)中“随制饮酒”是从《论语・乡党》中“唯酒无量”引申过来的。《对酒》中“三年耕有九年储”是《礼记・王制》中“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三年食”的变形；“斑白不负戴”是对《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中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引用；而“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是对《尚书》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的改写。
　　又如《善哉行》(其一)
　　古公�父，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于王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齐桓之霸，赖得仲父。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于世沉德，未必思命。仲尼之世，王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本诗是一首典型的咏史诗。诗人按照时间顺序，依次选取古公�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仲山甫、管仲和晏婴等古代圣贤，突出他们的以仁让为主的美德。应该说曹操此诗中感情鲜明，是非清楚。他大力提倡仁让的美德，一方面是社会动乱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而且可以说更重要的是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吸收。
　　可见，不管是对经典的传承，还是对精神内涵的贯通，曹操都能运用得出神入化。他还能随着时机和遭遇的变化，将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和取舍，最终达到“物为我用”。骨子里体现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精神――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他对自己的治世之策有过表述：“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在魏国初建之时，更有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1]这也说明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
　　（2）墨家思想的影响。墨家是先秦诸子的重要一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他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墨家的“节用贵俭、尚同尚贤、非命尚力”学说，特别是非攻止战、兼爱互利主张，在战国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战国后期墨家开始走向衰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学派阵容越来越弱，但是墨家学说并没有因此而“中绝”，依然对历朝执政政策、文人思想、民风、民俗等有过重要影响。曹操的《度关山》中“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兼爱》、《尚同》是《墨子》的两个篇名，同时也是墨子的重要主张。说明曹操是希望社会达到人与人之间上下相同，彼此亲爱的理想境界。由此可以看出他必然认可墨子的思想且对之加以利用。
　　（3）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在我国南方，道家主要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其后的道家学人都是对老子庄子的继承和发扬。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文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到汉初“黄老之学”兴起，汉景帝至汉武帝初年，可以说是“黄老之学”的黄金时期。大力提倡“黄老之学”者，并非下层人民，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们排斥儒学，颇好“黄老之言”。但是，汉武帝并没有一贯坚持用“黄老之术”治国，窦太后死去，“黄老之学”也就随之衰退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时代，“黄老之学”在沉没一百五十年之后，又重新复活，可称为“黄老之学”的复活时期。由于汉桓帝刘志本人酷爱“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与佛教比肩盛行，可谓道家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曹操生活在东汉后期，他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对酒》中“却走马，以粪其土”是对《老子・第四十六章》中“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的直接运用，“路无拾遗之私”也是对《老子・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认同，可以说曹操面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心情跟老子当时的思想状况是相吻合的。
　　（4）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因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秦朝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曹操当初也是朝廷的一员，对汉代的法律制度是相当了解的，而且自己也应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如：
　　《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无敢犯者。[2]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间就逃窜，郡界肃然。正较大型，一郡清平。[3]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
　　在他的诗歌中也是时有法治的影子。如：“黜陟幽明”，“犯礼法，轻重随其刑。”但他诗歌中体现的法家的影子与儒家相比，可谓少之又少。不管怎么说，他的精神是受法家思想影响了。
　　（5）个人因素的决定作用。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治行业，没什么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但是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成熟的，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洞察世事，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可以看出此时的曹操已经深谙世道，而且已经在对各种思想的精华进行实践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把曹操人格精神的思想根源归结为单纯的儒家或法家之类的话，就容易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样，容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只有对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结论。那就是，曹操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兼受墨道法家等思想的影响，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
　　
　　（本文为2011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1ZYC018。）
　　
　　注释：
　　[1]陈寿：《三国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2][3]陈寿：《三国志》，编委会：《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百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华传统文化.http：//www.省略/.
　　[2]参见中国文学网.http：//www.省略.cn/article.aspx？id=14802.
　　[3]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刑法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5]范晔.后汉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徐平，左宏阁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