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之死:谭嗣同行刑

　　6月11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百多年前,大清光绪皇帝在这一天颁布《定国是诏》。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尽管风雨飘摇,但它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变革,革除痼疾,富国强兵,让一个古老的帝国焕发青春,重新崛起,于是“咸与维新”。
　　但是,仅仅一百零三天,形势骤变,本来支持改革的慈禧太后突然变脸,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于是,戊戌豪杰或仓皇出逃,或慷慨赴死。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其他人或被永远监禁,或被流放新疆,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然而,当我们赞美慷慨赴死者是英雄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仓皇出走者是懦夫,是逃兵?谭嗣同因为死而伟大,那么梁启超是否便因为生而不光荣?当我们在赞美死的时候,是否在鄙视生?看来,“生,还是死”这真是一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来,谭嗣同是有机会从容逃走的。那天,谭嗣同亲自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当梁启超要他和自己一起出走日本的时候,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又提出要为谭嗣同提供“保护”,但谭嗣同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临终时,谭嗣同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够壮烈的了,一百年后的我们读到这里,依然不禁热血沸腾。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一是谭嗣同所说的“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二是谭嗣同所说的“死得其所”。
　　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千百年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因变法而流血者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大批来:战国时期,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吴起因改革而被射杀;汉代有王莽改制,所谓改制也是变法,爆发起义,不久被杀;唐代有王叔文变法,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宋代有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虽然没因变法而流血,但是自己的儿子却因此被人攻击,旧病复发而死……
　　什么样的死,才叫死得其所呢?其实就是死得值得,死得有价值,如果算账的话,就是投入很小,回报很大。也就是说,你谭嗣同的死,或者可以唤醒民众,或者推动变法成功,或者暴露统治者残暴的丑恶嘴脸。但是,谭嗣同的生命换来这一切了吗?
　　民众是很难被唤醒的,无沦你流多少血。就在谭嗣同就义的那天,围观者达上万人,谭嗣同慷慨陈词,而百姓却呆若木鸡,他们不关心你的变法,他们是来看砍头的,他们只知道被杀的是乱臣贼子。他们就是鲁迅所描写的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看客”;他们就是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医病的茶馆主人华老栓;他们就是“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的阿Q。
　　要改变这个世界,不一定用死的方式,梁启超用的是出走,孙中山用的是革命,而鲁迅用的则是文学。相比之下,谭嗣同的死不仅是下策,也非常之单纯。如果以为变革只要死几个人,只要流一点血,就可以成功,那中国的变革大概早已完成。
　　统治者是最欢迎你主动送死的,如果革命党人都这样慷慨赴死,那他们岂不既省心又省力了?坐在家里,把送上门来的革命党一个一个地砍头就是了。统治者最怕的是他们不死,最怕他们隐匿于民间,最怕他们不屈不挠伺机反扑,最怕他们用思想唤起民众。慷慨赴死,无异于缴械投降。
　　人不可以没有激情,变革更需要激情,但激情不是鲁莽,要激情更要智慧。当谭嗣同们不能审时度势,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全凭一股激情,在和旧势力较量的时候,往往会处于下风。
　　维新运动从一开始便埋下失败的祸根。这些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对西方政治体制不过是一知半解,对中国当时的国情更没有充分的认识,且光绪皇帝也没有掌控全局的威望和权力。凭这样一群人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积弊一夜清除,怎么可能?
　　与其说谭嗣同是为变法而死,不如说是为光绪皇帝而死。由于变法失败,皇帝被幽禁,在谭嗣同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办事不力,所以,只能以死来报答皇恩。虽然谭嗣同没有这样说,但从他那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话来看,他的死,还是为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一走了之,就是对君王的不忠、不义。
　　在可以不死的时候却非要去死不可,这样的死,怎么能说是死得其所呢?
　　【选自王重旭著《中国历史的屈辱》华夏出版社 版,本刊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插图 / 生命之轻 / 科索布金(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