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是白象 林语堂 林语堂日记新解与鲁迅之恩怨

　　鲁迅逝世后,时在美国的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并言“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悼词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后人多据此推衍鲁、林二人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而悼词未必是作者的本意,林语堂眼中的真实鲁迅,或许只能诉诸笔端,悄悄记录在日记之中了。
　　林语堂自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可知林与鲁迅曾有一段交情不错的时光。
　　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分为两派,一以周氏兄弟为首,一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1925年学潮游行中,他曾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军警搏斗,受到了鲁迅的赞誉。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革命同志。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呼应闪耀。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文人学者多南下逃难,林语堂远赴厦门大学,不久鲁迅离京,亦接受林的邀请前往厦大。在厦大的四个月,二人虽屡遭排挤,交情却愈加深厚了。林曾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林语堂《鲁迅之死》)。鲁迅也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二人相知相敬可见一斑。这段岁月,该是林氏所回忆的“相得者”吧。
　　后人研究林、鲁二人,将二人友谊以1929年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鲁迅在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回忆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像一对雄鸡一样对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做和事佬,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而林语堂的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见1929年8月日记)
　　然而两位大师的决裂,当真是由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会公然在众友人前争执?
　　细究林语堂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追根究底,这根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虽然也认为中国人“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却也对一些“国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
　　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鲁迅猛烈抨击的“国民性”,聚焦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对于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他一向痛加批判,且语多峻急,极尽讥讽。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在林语堂的日记中亦有记载:“鲁迅说中国人谈不到个人主义,谈不到‘主义’,只是个体自由行动而已。我说‘欺负人’与‘被欺负’是中国社会的两阶级,是一切社会沉寂之原因。(见1929年1月24日日记)此次讨论的不欢而散,使二人友谊濒临破裂。半个多月后,林语堂已刻薄地将鲁迅称为“神经变态”了。(见1929年2月16日日记)
　　“南云楼风波”后,林语堂日记中绝口不提“鲁迅”二字,取而代之的却是与周作人、胡适、徐志摩等人往来亲密。此时在林语堂的眼中,鲁迅已不再是当初携手互助的同志,而是深恶痛绝的敌人了。
　　【原载2009年10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本刊有 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