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人大会 诗人节与于右任在台湾诗人节大会上的演说

　　[编者按]：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霍松林以九十一岁高龄写就这篇文章，回顾了诗词大师于右任的几次讲话，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建议把端午节定为中华民族的诗人节：一是强调诗韵和现代语言音韵应当统一起来，使诗词真正达到朗朗上口、优美和谐。霍老乃一代名家，他的文章积淀了个人和无数前辈的宝贵心血。相信读者捧读此文，定能心有所动、心有所应。
　　
　　端阳(或称端午、重五、午日、屈原日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海峡两岸以及全世界的华人，在这一天都要吃粽子，喝雄黄酒，有条件的，还要赛龙舟；诗人、词人都要作诗、填词，纪念屈原。
　　在八年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刻，为了发扬屈原爱国忧民、反对强秦吞并的精神，文艺界提出了将端阳节定为诗人节的倡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41年的端阳节，在重庆举行了首届诗人节的隆重集会，公推于右任为大会主席，老舍为主持人；老舍作主题发言，郭沫若介绍屈原，李可染画屈原像，安娥、高兰朗诵诗，马思聪等演奏乐曲。于右任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今年的诗人节恰与‘五卅’同日，这昭示我们，诗的内容要反抗侵略，阐明真理，诗人也就是战士。”
　　早在八年抗战的第二年，于右任先生便在武汉创刊《民族诗坛》，号召文艺界“以笔为枪，直戳日寇胸腔”。在重庆发起“诗人节”，他兴奋异常，赋五言律诗一首。诗云：“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乃知崇纪念，用以凛危亡。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又创刊《中华乐府》，呼吁诗人谱写雄壮乐章，鼓舞全民斗志，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2年的诗人节与苏联文豪高尔基逝世六周年同日，于右任在纪念会上演说：屈原和高尔基的一生“都是颠沛流亡、极其艰苦的一生”，“生前都为人民利益而写作”。“我们要发扬屈子‘天地万物总动员’的精神，与苏联及世界反法西斯盟邦携手共进，击败全人类的公敌――日、德、意法西斯国家”。
　　关于第一、二届诗人节的盛大集会，《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不知为什么，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诗人节”竟被淡忘了；而台湾诗人，却年年欢度诗人节。被迫流寓台湾的老诗人于右任还在诗人节大会上发表了很有意义的演说。
　　于右任先生在1955年台南诗人节大会上以“到台南来参加诗人节的诗人大会，我觉得很光荣”开头，讲了“为什么以端午节为诗人节”：
　　我是发起“诗人节”之一人。我们为什么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当然是纪念屈原的。所谓纪念屈原，一是纪念其作品的伟大，一是纪念其人格的崇高。屈原的作品，无论造词、立意，都为中国诗人开辟一广大的境界。刘勰在《辩骚》内说：“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关于屈原的人格，“哀民生之多艰”，“恐美人之迟暮”，忧民忧国，死生以之。司马迁说他：“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纪念屈原，是纪念他衣被万世的创作精神和日月争光的高尚人格。作一诗人，最重要的是作品与人格的一致。我们诗人要以屈原的创作精神，将诗的领域扩大起来，以屈原的高尚人格，将诗的内容充实起来，以表现发扬大时代日新又新的崇高理念。而作者本身，更要有“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的殉道精神。总之，一方面诗人的喉舌，是时代的呼声，一方面诗人的思想，是时代的前驱；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而诗人的生活，更当是实现此一呼声与思想的斗士。“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此又为诗人所应有的博大怀抱。
　　在这次演说中，于右任先生还赞扬了三百年来台湾的诗社、诗风，并就“今日诗人之责任”提出两点意见：“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再进一步言之，此时代应为创造之时代，伟大的创造，必在伟大的时代产生。而伟大的时代，亦需要众多的作家以支配之、救济之，并宣扬之，所谓江山需要伟人扶也。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便成废话，其结果便与大众脱离，此乃旧诗之真正厄运也。”
　　于右任先生1958年在台东诗人节大会上的演说，集中阐述了他对诗如何“化难为易，接近大众”的见解：
　　诗应化难为易，应接近大众。这个意见，朋友中赞成的固然很多，但是持疑难态度的亦复不少。这个原因：一是结习的积重难返，一是没有具体办法。……我今天特向大家提出两点意见，这只是初步草草的设计，是否可行?是否能行?是否应行?请各位参考研究。一、平仄――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完全是为了“声调美”。但是现在平仄变了，如入声字，国语多数读平声了，我们还要把它当仄声用，这样，我们的诗，便成目诵的声调，而不是口诵的声调了!所谓“声调美”，也只成为目诵的美，而不是口诵的美。二、韵――诗有韵，为的是读起来谐口。但是后来韵变了，古时同韵的，读来反而不谐：异韵的反而相谐。如同韵的‘元’、‘门’，异韵的‘东’、‘冬’。而我们今日作诗，还要强不谐以为谐，强同以为异，这样合理吗?……现在国家推行国语，而我们作诗用的是古韵，这样一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损失了多少好诗!古人用自己的口语来作诗，我们用古人的口语来作诗，其难易自见。我们要想把诗化难为易，和大众接近，第一先要改用国语的平仄与韵。
　　这是我蓄之于心的多年愿望!
　　上述关于“今日诗人之责任”的意见和关于按“国语”(即普通话)押韵、调平仄的意见，我在发表于《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的《论于右任诗的创新精神》一文中引用过，并作了高度评价。令人惊异的是：在于右任先生提倡今声今韵半个世纪以后，在中华诗词学会提出“双轨并行”、并在《中华诗词》编发《新声韵表》多年以后，还有人联名发布了反对“声韵改革”的《宣言》!
　　我们现在有不少“节”，“情人”也过“节”。2008年1月国务院把端阳节列入“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放假一天。何不仍以端阳节为诗人节，诗人们在放假的这一天或开大会，或自由组合，饱吃粽子，细品新茶，谈诗论艺，评古议今，妙句偶得，佳作天成。屈子有知，必然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