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情”字了得】 怎一个情字了得

时间:2019-01-21 05:11:18 来源:QQ空间素材网 本文已影响 QQ空间素材网

  一   我与刘云并不相识。因认识、关注作家安黎,看到了他关于秦岭宁陕的文字,因看到他关于秦岭宁陕的文字,有了2009年8月下旬的宁陕行,因了宁陕行,得到了刘云先生的《风吹过秦岭》、57篇26万余字的散文集,于是,带着曾入秦岭的经验,有了后面的文字。我与刘云至今无一面之幸,因此于人全无或好或不好的成见;此前亦不曾读过他的文字,也自然谈不到爱与不爱的偏好。坦率的说,开卷之前,我并无高估,释卷之后,则未敢小看。
  二
  散文在文学家族中,是对真情至性的绝对考量,尤其是散篇结集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散文声誉鹊起时,我在《余秋雨散文得失评说》(1996)中已指出他的“矫饰或失真”(此后,他的人与文就越走越远或他的人与文的本来越来越显了)。所以,无论当今散文界有什么“新说”、“新论”,于我,“真”是散文的铁律。
  所谓“真”,即所叙之事真,所说之人真,所抒之情真,所示之理真。四真之中,情真尤难,因为人与事之真可以证伪,理之真可以辨析,而情之真伪,只存在于心“感”,但人心有杆秤,真兮伪兮亦自在人心。难能的是,我通读以“抒情”为主要质地的《风吹过秦岭》57篇文字后,不仅无一处有情假之感,心倒不时为作者的心性真情触动,多有起伏。刘云写秦岭巴山、写汉江秋雨、写深林古道、写庄稼农事、写花草植物,写民风民俗、写父母乡亲、写山林秋色、写少年情事,人在其中、心在其中、情在其中,无不情真而意切,但又节制不滥。你能分明感受到他对生于斯、养于斯、作为于斯的这块土地与土地之上的一切事物的真挚热爱,这种并非过客、游客空洞誉美的情感在城市文明所向披靡的时今情势中实在是难得的了。而作为“散文”有了这一种有根有脉、有血有肉的真情,又怎一个“情”字了得?那么,不曾“了”得或“了”不得者何?简单明晰地说了,就是作者仔细、善良、真诚、细腻、宽厚、阳光的“宅心”。
  没有“仔细”,不会有作者关于生活与经验世界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惊人的记忆与熟悉(他写家常名菜如厨师,写庄稼农具若农民,写山羊若牧者,写杀猪如屠夫,不是仔细的有心人,怎能如此?而仔细又深处,其实是对生活、对世界、对大千事物的深沉之爱);没有“善良”与“真诚”,不会有作者对于朴素、宽厚又坚韧、皮实的山民的理解与同情(读一读他笔下关于老滕、马和尚与信访名家老贺等的记述);没有“细腻”,不会有作者对于日常事物(如夜中的雨、春天的花、四月的水、童年的老师、知慕少艾时的美女)的丰富感受与表达;没有“宽厚”与“阳光”,不会有作者面对自身挫折、他人不幸、生之艰难、人心诡谲时的从容淡定与阳光“照明”。我甚至想据此推论:这种仁厚宅心先天地决定了其散文不卑不亢、气静神闲的原本性情的雍容状。但我不敢断定:刘云人如其文乎?我希望。
  三
  我对《风吹过秦岭》的另一欣赏点是它题材的丰富或视域的开阔。一般说来,小气象的作者与其集子的题材或视域较为狭窄,所以如此,或为经验限制,或为想象力限制、或为胸襟、境界与气度限制。当刘云把秦岭作为题材放在眼前、置于笔下、写进文中的时候,这似乎已决定了它的丰富与开阔,也决定了它可能的大气象。
  事实上,作者笔下几乎已囊括了秦岭中、巴山上、汉江边的一切:秦岭、巴山、汉江的四时风景,秦岭古道打家劫舍、频繁出没的土匪(巨匪王三春的故事令人动容),南秦岭中年代久远的深宅大院,自清末已始活动四处游走的戏班子,大年正月间风风火火的游街社戏,秦岭山中烹炸熏烤的种种饮食,深山老林春夏秋冬的草木枯荣,勤劳山民一代代的繁衍生息与日常进退,田畴阡陌上的犁耧耙磨,厨房饭桌上的五谷杂粮,房前屋后的牛羊猪狗,见心明性的水酒香茶,春花秋实的欢欣喜悦,时代劫难袭入深山老林的不息回声,安康城中的风雨晨昏,古老乡间的隆重葬仪,街坊邻里的姑婆叔嫂,乡村中学的少男少女,密林狩猎与水上网鱼,还有鲜见少闻的为庄稼“喊魂”……杂陈于此的这一堆皆是具体、皆是琐碎,与“开阔”与“大气象”何干?然而,恰恰是这一幅又一幅的日常“画面”积少而成多,积小而见大,成为一幅以秦岭、巴山、汉水、风物、风情、人事汇成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的民俗画,我想是可以说其“大”的。在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在文学中渐次式微之后,这种个人的、生活的、日常的、民俗的记述便生成了特别的意义:比如那“葬仪”,比如那古老原始且血蛮的“杀猪”,比如那正在消失的“水乡渔女图”,比如那终将消亡的一种又一种农具之类,它们便不仅是文学的,甚至是文化的,因了是文化的,甚至可能也是文献的。
  自然,《风吹过秦岭》的“大”并不仅是见于题材与视域,在“秦岭行走”一辑里,涉“山”、涉“城”、涉“史”的几篇也甚具大写意的豪放笔触与目极千年的历史纵深感。
  四
  刘云散文还有令人欣赏处是他的口语化叙述与他看似随意实则用心的出色文字。
  散文中口语化叙述的使用日渐其多。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取向上的选择,但往深处说,这与文学如今从“庙堂”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从“宏大”到“具体”,从“动作”到“内心”之大趋势有关。口语化在接受中的好处是自然、亲和、若促膝而谈,而且口语有书面雅语所无法取代的活力、生动与形象,并且句子也会因口语中句子的短促而变得明快、简洁以及通体流畅。但,“口语”毕竟又是写在“书面”上的,它又自然有自己的潜在要求:不能如口语中的松弛无节制,不能如口语中的散漫无中心,不能如口语中的脱口而出、词汇芜杂。读刘云的散文,我整体的感受是他对口语的使用确实恰到好处,用了“口语”的上述之长,又去了“口语”的上述之短,换句话说,雅化之后的“口语”使散文得其生动、亲切、明快,又显示出一种似为本来的收放自如的质朴与流水无痕的通畅,这是他的散文好读、易读又让人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
  口语是语体的选择,选择语体之后也仍有一个包括修辞手段在内的遣词造句的功夫,其中见的是语言的修养与功力。仔细读刘云的散文,会体会到它的优美、雅致与因修养已然的内在用心。例如《亲爱的水》中关于女士躬身捧饮河水的段落,《回村的路有多长》中山村清晨的描述,《雨音乐》(这是一篇集感受力、想象力、表现力的精彩之作)中秦岭雨天无限诗意的主观性抒写以至“一只金黄毛色的狗,从山坡上一掠而起,象一只黄色的响箭,射向家门”(《喊魂》)这样漂亮的句子。语言是文学起始的东西,(在唯美主义者眼中)语言也是文学最后的东西:有语言虽不一定有一切,但无语言则无疑无一切。对刘云的散文语言,我心怀敬意。
  五
  刘云散文何以有如此成就?我以为原因之一是他敏锐的感受力。弄文学岂是心灵迟钝者的事?刘云的散文以“情”见长的一个要因即是因为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不仅敏感而且丰富,而且细腻,而且善良。敏感让他面对一座山、一座林、一棵树、一场雨、一块石头、一头牛、一只狗、一道菜、一条古道、一个农具、一种植物动心、动容、动意,更何况面对父母、乡亲、孩童、同事、同学、不幸的上访者?我理解身为县长的刘云在大雪中下车把山路上的孩子先送回家的人文情怀。
  然而,以敏锐的感受为文是远不够的,它还要求活跃而丰富的想象。想象与经验、经历有关,亦与阅读与禀赋有关。想象使具象的“所见”飞向同样具象的“未见”。想象力的强弱决定着创造者自己艺术王国的疆域。刘云用《雨音乐》这样精彩的篇章为自己的想象力做了很好的、有说服力的注释――想象的丰富与活跃成为刘云散文取得骄人成就的又一原因。也许是为“写实性”的题材与定位所限,更见想象力的篇章与段落在《风吹过秦岭》中并不多见。但既已飞得如此高度,再飞或更高便具有了条件与可能。
  在具有了上述之敏锐的感受力、活跃的想象力的前提之后,也许第三个原因便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刘云自白的:“无文学的功利心,只是喜欢”。哲学大师、当代新儒学哲学的奠基人熊十力(1885―1996)先生在《十力语要》中谈及中国学人时曾指出其两大“死症”,一为“无兴趣”,二为“趋时追风”。大师以“死症”言,足见其害甚。实际上,任何一域,欲有所为,“兴趣”是根本的原动力。从文学中求功利,于今真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了。只是喜欢、只是爱便有了纯粹性,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便有了人性的情趣,便有了自己知解的意义。当刘云以散文写其见、言其思、抒其情时,他一定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文学又何必一定为人?“为己”是说自我修养或内圣的,当一个写作者以“只是喜欢”入文学、弄文学时,也许最有可能入得文学、进得文学、且走得更远些。
  六
  但,我的话在意思上只说了一半。我以“怎一个‘情’字了得”为题的另一重意思是要表达:至于“情”,耽于“情”,是否可了呢?
  在刘云很阳光的抒写中,我们看到了人、现实、世界明朗或者“被明朗”的一面。其实,对于生理与心理均已“成年”者,我们清楚的知道人生有太多的艰难、社会有太多的阴暗、人性有太多的复杂。这艰难、这阴暗、这复杂是否同样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读、去抒写呢?尤其是对从“青年诗歌”已到“中年散文”已有近百万字作品的刘云,这是否是个要面对的“问题”?
  这一点,作者似乎并非无知觉。在《城市与秩序》、《城市与水》等篇章中已触及了“自然农耕文明”与“城市工业文明”的冲突以及人类在发展中的“两难”困境;在《朝阳的沟》这篇出色的散文中用生动阳光的笔调写出了农民的自私、狡黠与刁蛮;在《有病》这篇属于散文集中仅存的一篇“另类”之作似乎有作者内心深处许多思虑又难于或不便表达的水中影像;但此类因有“深思”而心有忧戚的篇章或内容毕竟是太有限了。我并无于“阴暗”、“复杂”、“艰难”嗜痂成瘾的癖好,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甚至是更深处的真实与本相。作为“认知”,是否应该把更“真”、更“全”的存在用笔抒写出来?可以用乐观、轻松的笔调淡淡地去写老滕、马和尚、老贺,但他们自己付出的却是一生――一人只有一生呵――的代价。我们的时代,借用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翻了一个个儿,一切都还没有安顿下来――用我们的话说:转型期。它对文学的召唤之一便是“思考”――因为“思考”,龙应台的文字广受尊重;因为直面现实的“质询”,安黎的散文为笔者等看重。在宁陕县城,我当然看到了自然与闲适、欢乐与幸福,但我在秦岭山中,也的确看到了山民迟滞的眼神、阴暗的卧室、凌乱甚至脏臭的堂屋,在他们的生活深处还藏着什么?
  当我与他们相视的时候,我又重新唤起了在遥远的新疆荒凉的土峪沟中与一位同村庄一样古老的维吾尔老人近在咫尺又远如天涯的感觉……农民、农村、农业、发展、改革、环境、生态、吏治、民心、世风,这一切,又怎一个“情”字了得?
  当然,刘云君若说:“我为自己作了现在如是的选择。”我自然也无话可说。刘云仍不失为当代一位优秀散文作家。不过因为是我说话,话筒在我手中,我当然自说自话。在我的散文价值观中,散文当“真”;要有真“情”,亦要有真“思”;情思皆具,既可以情动人,又可以思示人,是为散文之上品。有人批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情太滥,“腻得化不开”,想想,好像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学似乎已开始了从“抒情年代”走向“理性年代”的脚步,虽然速度甚慢,道路极长。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文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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