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诗歌【诗歌中的现实、地域经验和语言】

　　在诗歌创作中，有许多问题会潜在的影响到诗人的写作，比如诗和现实的关系、诗和诗人生活地域的关系等问题，它们作为诗歌自身所不得不牵涉的问题，是诗人在写作中无法完全回避的。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是在写作之外强加给诗人的任务，而是诗人在其深入的写作中被带入一种理解与回应中。而当诗人对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理解与回应时，他们自身的独特性及价值才会在理解与回应的差异中显现出来。当读到《雷平阳诗选》 时，我发现雷平阳对诗歌自身的许多问题有着敏锐的理解力，这些敏锐的理解力迫使他的诗歌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同时，诗人的敏锐也使得这些问题构成了他的诗歌本身的场域与命运。
　　2007年4月，雷平阳获得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度诗人奖，在颁奖仪式上，授奖词中对他有一个集中的评述：“雷平阳的诗歌是记忆的伤怀和大地的赞歌。他的写作旨趣，既有天空般的广袤，又像尘土一样卑微。他站在故乡经验的针尖上，怀想世界天真的童年，也领会个人生命的灿烂与悲情。他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正如他的目光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间移动，同样能够发现令人骇异的人生面貌。他的语言粗砺、密实，细节庄重、锋利而有痛感。出版于二00六年度的《雷平阳诗选》，一以贯之地记录日常生活中凸起的部分，关怀细小事物对灵魂的微妙影响，并以赤子之心的温润，描绘了大地质朴的容颜以及他对生命正直的理解。”授奖词抓住了雷平阳诗歌中比较突出的几个特征：一，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而这正是诗人对“诗歌与现实”关系问题在诗艺上做出的回应。二，诗中突出的地方性视角、故乡经验，这是诗人对于“诗与地域”关系的回应。三，诗的语言的质感：粗砺、密实，细节庄重、锋利而有痛感。这是诗人在语言打磨上所磨出的语言的光亮。授奖词因其自身的短小形式而无法具体的展开，本文希望能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并通过对雷平阳的诗的阅读去观察当代诗歌正面临的命运及其应对策略。
　　
　　一、重提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伴随诗歌的古老话题，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这一问题被历代诗人们讨论却一直没有得出结论也不可能得出结论，因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本身就是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对这一关系的动态把握。在今天，对诗歌与现实关系的重提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那就是诗歌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当代诗歌脱离现实，脱离社会。 这里的要害不在于这个陈述是否说出了当代诗歌的真实状况，而在于许多阅读者认为这个陈述是真实的，它形成一种诗歌阅读的心理氛围。许多不读诗的人不读诗的理由就是诗与现实脱节，但他们不读诗又怎么知道诗与现实脱节呢？事实就是，他们虽然不读诗，但是他们处在这样一种认为诗与现实脱节的心理氛围中。它就像一个流言，传播开来，却比事实真相更让人“相信”。一旦阅读者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会形成自己的阅读判断，而且，就算有很好的反映现实的诗摆在他面前，也不会纠正他的判断。他仍然坚信：当代诗歌是与现实脱节的。
　　 面对当代读者对诗歌的指责，诗人将如何应对？对于多数诗人而言，不理会现实，只是埋头写诗恰好是不现实的，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诗歌里触及现实，但诗人们真正具有诗学意义的转变不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开始处理现实题材，而是体现在他们选材时方式的变化，他们变得更注重细节，并在细节的描叙中获得诗对现实的理解与敞开。对细节的注重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为诗歌带来的一种新的气象与生机，它似乎重新开启了一条诗歌关注现实的道路。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也反映在雷平阳的诗中，比如叶延滨对他的诗歌的评价：“雷平阳是一位逼近生活细节的诗人，比贴近更逼近自己生存的空间。因此，细节放大了诗人对生存状况的感悟，同时也让我们在阅读中逼近了雷平阳的诗意世界，唤起我们对世界的诗意关注。虽然，这个世界从没有失去过诗意。”在诗歌的细节中呈现出来的世界带着大量的现实世界的信息，它试图把阅读者重新感召到诗歌的旗帜之下。比如他的《战栗》，以细节的方式呈现了一个“乡下的穷亲戚”在工地的艰辛生活，当她在历经辛苦后拿到工钱时，诗歌把她战栗的手和战栗的心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让读者和诗歌中的“她”一起战栗。还比如他的《杀狗的过程》，对一只狗被杀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冷峻的描写，一次未杀死，狗跑开，又跑回来，如是5次，在诗的末尾，诗歌提到了围观的人：“许多围观的人/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在这样的描述里，谁还可以说诗歌没有生活，没有现实？
　　可是，诗歌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不管有多少这样面对现实的诗，也并不影响读者“诗歌与现实脱节”的整体判断。也就是说，当代诗歌遭遇的是当代诗歌阅读对诗歌的整体上的不信任。这才是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提“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缘由。也就是说，不管诗人们如何改变写作的方向与策略，并不能在此赢得阅读的信任。所以，诗人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改变自身以适应读者，还需要对当代的这种阅读状况有所反省与认识。中国诗歌的阅读氛围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的火热状态转到如今的不信任与冷却的状态？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借助许纪霖在《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中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此有所反思。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个人的本质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了生活中的人。以前，人们的自我形成与自我认同是与宗教、哲学和文学相关的，对于诗歌而言，他们不仅仅是阅读者，在成长中的诗歌阅读经验，使诗歌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诗歌内在的参与了他们的自我理解，变成他们血肉的一部分，变成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眼光。而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人成为“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他们只是通过他所拥有的财产来证明自己，理解自己。他们的自我理解和认同只与财富与权力相关，文学，特别是诗歌，不再是内在于他们的一部分，即使阅读，也只是一种装饰与点缀。当诗歌不再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时，他们的诗歌阅读便慢慢觉得了“脱节”，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种诗歌阅读的诡异氛围。
　　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如何来重新塑造诗歌和人的关系？事实上，单方面的调整诗歌写作的方向与处理策略都不再是有效的方式，它改变不了诗歌的阅读现状。这样的调整对于诗人来说在某个时期内也许是有效的策略，但这样的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当我们说到需要写出与现实血脉相连的诗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调整诗与现实相适应。但在实际的写作中，哪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现实”呢？仿佛现实是现成的，躺在那儿，谁都可以认出现实的模样。当我们指责某个诗人未写出与“现实”血脉相连的诗时，他心目中似乎已经握有对于现实的真理。但我们必须要问的是，他所理解的现实就真的比诗人理解的要高明？
　　问题在于，谁都不能声称自己已经握有“现实”的真理。人声称握有的对于现实的认识，不过是在他心中生成的“现实感”。阅读者有现实感，诗人也同样有现实感。所不同的是，一般的阅读者以他们未经反省的现成的“现实感”为标准来要求诗歌，以前，当阅读者的自我理解还有诗歌的参与时，他们的要求还是从诗歌内部发出的；现在，阅读者的自我认同不再与诗歌相关，他们就只不过是从诗歌外部强加给诗歌以他们的要求与指责。而作为诗人来说，他们的现实感不是现成的，他们必须通过诗歌的写作，在诗歌内部生成现实和诗歌的动态关系。他们首先能做的，就是纯化自己从习俗生活中获得的粗糙的“现实感”。在诗歌中他们表现为一种“退却的方式”，也就是从日常的“现实”中退身而出，在习惯的“现实感”层层剥落，从而回到一种在诗人看来更为真实的现实中。比如雷平阳的《亲人》，就表现了这样一种退却的诗歌技艺。“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这样的现实，不再是谁从外部强加给诗的“现实”，而是从诗歌内部重新调适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重新获得诗对现实生活的发言权。这样一种退却的技艺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我们自身的现实经验的纯化与深化，伴随这种现实的纯化与深化的诗歌技艺自身的纯化与深化，同时也是诗人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灵魂的自我看护与教养。通过这种退却的技艺，雷平阳光在“诗歌与现实”这一古老问题的新的处境中给出了一种更为有力的回应。
　　在诗歌内部中对“诗歌与现实”关系的调适意味着当代诗歌在其当代处境中一种努力，虽然诗歌的写作还未能改变现在的阅读状况，但诗人们至少以一种更高的思考对此做出了回应。在人们的自我理解与认同不再与诗歌相关时，诗歌要做的不是刻意去逢迎时代的嘲讽，而是需要从诗歌自身的努力中重新在流俗的现实感中激活那些内在于人自身的鲜活的生活经验与意义。
　　
　　二、诗歌中的地域经验
　　
　　地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助长或是妨碍诗人的写作，这要视具体的诗人而定。有一些诗人，地域经验是其一生创作的源泉，离开他所在的地域，他的诗歌就像被拔根的树失去了活力；另有一些诗人，他们不会特别谈到地域经验，他们的创作是否是从另外一个源泉而来，因此，他们对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地域经验不太在意。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地域经验并不构成一个可靠的诗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把地域经验在诗歌中的表现只是理解为题材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诗歌的地域性风格，那么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并不是每个诗人都必然的要在他的诗歌中挖掘地域性的题材，或者在创作中呈现出大家认同的某种地域性风格。但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环境，地域性或地域经验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在诗人身体和灵魂中打下的烙印会在诗人的写作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却是需要梳理的话题。在这种意义上，地域性经验既形成诗人外在的眼光，也形成诗人灵魂内在的视域，这必然会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因此，诗歌中的地域经验也是诗歌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在雷平阳的诗歌创作中，地域经验占有一个显眼的位置。在华语传媒文学诗歌奖授奖词中也提到了他“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在雷平阳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时所作的一个片段感言里，他自己也突出地描述了“乡愁”在他诗歌中的核心位置：“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空中搬运石头，梦中背着泥土，我建造了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它们代表着父亲结疤的骨头，母亲开花的泪，村庄疼痛而又无奈的断代史……”，同时，他还强调了诗歌在面对土地时应该变得柔软：“我想强调的是，无论经卷，还是诗歌，它一旦触及土地的肌肤、情感的骨头，它就该软下去，立即软下去，而且必须带着整个世界软下去！”在2004年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者座谈中他还说到：“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乡愁”、“土地”、“村庄”，都突出的表现了雷平阳对地域经验的重视。首先，这种地域性经验对他诗歌的影响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选择上。《雷平阳诗选》中，至少有20首诗歌直接的和他所在的生活地理版图有关。像《怀念德宏州》、《水富县》、《怒江》、《早安，昆明》、《布郎山之颠》、《乌蒙山素描》等，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他那首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在对谰沧江的三十三条支流的不动声色不厌其烦的罗列里，展示出的恰恰是诗人深埋心底的对于大地及其生动的地理版图的热爱。其次，这种地域性经验带给他诗歌的影响也突出的表现在一种诗歌的风格选择上。在雷平阳的诗中，我们在阅读中常常能够在其不动声色的细节与场景描述中感到一种语词的亮丽色调。比如他的《记忆》：“我还能如此清晰地记起从前/这真是奇迹：一个姓张的瞎子，在河流上/练习飞翔；一个姓李的木匠，在屋顶上/摹仿狼哭；一个货郎，姓刘，摇着手鼓/在一个新寡的妇人屋后吞金自尽/他们一齐埋伏在我的记忆之中/这真是奇迹，我的时间为他们倒流/我的身躯因他们而裂开。那是从前/我的寨子：云南，昭通，石头生崽/处处都弥漫着生命的尘埃”。记忆在穿越时光与生命的尘埃的同时，语词的色调并不是灰色的，尽管它说的是记忆中沉重的时光。和这首《记忆》一样，他的许多诗的色调正好都与他的高原相匹配：有着高原的厚实与沉重，但又有着异常明朗的阳光；有于峡谷穿行的晦暗时光，又有高山之上的清明的云彩。作为云南山川的一个行者，面对它的陌生、迷失与神秘，最后都一一化作诗歌中梦幻与温暖。我们可以说，是云贵高原那片神奇的土地所赋予了雷平阳的诗歌独特的底色。
　　如前所述，作为诗歌的题材与风格，并不必然地和诗人的“地域性”发生关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精神视野的“地域经验”才是诗人不得不必然面对的诗歌命题。在作为精神视野的“地域经验”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评判一个诗人在处理他的“地域性”时所展现出来的诗歌技艺的高下。事实上，在雷平阳对于地域经验的体验中，他首先是作为生命的内在视野出现的。从小时候跟着唱书的瞎子走村串乡开始，一种关于故乡的经验就在心灵中生长。而当他在诗中面对自己的地域经验时，他绝不会把它们当作诗歌的一种外在的修饰，更多的，诗人把这些经验作为他的诗歌展开的精神背景。他所观察到的大量生活细节，最后都汇合到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与视野中并获得它们的秩序。也就是说，是这种地域经验整合了他的生活经验，让他的散乱的生活获得新的精神秩序，从而也为他的诗歌带来更为开阔的视野。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具体的展开诗人的具体地域经验在其诗歌中展开的脉络，那需要一篇更大的文章。我在这里只是想借雷平阳诗歌中的地域性经验说的是，地域性不是使一个诗人狭隘的借口。地域经验，如果只在地方性的意义上理解，他带给诗歌以教益的同时也必然会作为绊脚绳阻挡诗歌的脚步；如果能够在存在论意义上把地域经验作为一种不断生成的精神的视野，它会给诗歌带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背景，它为诗人处理各种细节的诗歌技艺提供了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视野，开拓出一种诗歌中细节流动的方向感。
　　
　　三、诗歌的语言经验
　　
　　上面我们以雷平阳的诗歌为契机，分析了诗歌与现实、诗歌与地域经验的问题。本文想说明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诗歌自身之内去。当我们从诗歌内部去梳理它们的关系时，这些问题所关涉的恰恰是对诗之为诗本身的理解。雷平阳的诗歌为我们展示了诗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最后如何塑造了诗歌自身。但是，这种对诗歌自身的理解与塑型最终只能通过诗的具体语言秩序才得以完成，所以在本文的结尾，我们简要的分析一下诗歌的语言经验。
　　当我们试图去把捉诗歌的语言经验时，需要注意两个简单的事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诗歌中我们所能面对的唯有语言。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我们以为面对的唯有语言时，语言又总是在越过语言而指向经验与世界――这种语言向语言外的超越能力才使我们对诗的评判成为可能。所以，诗歌的语言经验意味着在语言的超出与回复的往返循环中。在这一意义上，授奖词对雷平阳诗歌的语言的评语便显得意味深长：“粗砺、密实，细节庄重、锋利而有痛感”。语言的“锋利而有痛感”意味着什么？那正好是诗歌语言超出语言而割伤现实的一种能力，但我们随即需要清醒的是，这种超出语言而向现实的靠近的锋利其实仍在诗歌的语言中，就像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最终能被我们理解的不是“真正的现实”与诗歌的关系，而是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纠结被改变诗歌本身一样。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诗歌中的地域经验才不会被狭隘的理解为“地方性”。
　　当然，只是这样去描绘诗歌中的语言经验还是太粗糙了。诗人在写作中对语言的运用之妙很难用说明的语言还原。诗人们总是语言的界限上使用语言，因此，作为诗歌的读者，也必须跟随诗人的步伐，在阅读中去体验诗人们曾经在语言上取得的幽眇而丰富的经验。诗人们以其对语言的独特领悟，在语言超出与回复的界限上，借助语言的技艺而建构起了诗歌的世界―― 一个足以展现人类所有的丰富、幽微、精细的经验与想象的语言场所。在那里，人生中那些情感的每个细小的波澜、事件中的那些微妙的细节，都被诗歌引向更为精神更为广远的秩序中。但语言最终又回返到语言中，因此，诗歌最终不能直接抵达我们的生活。但生活却可以在诗歌语言的引领中获得一种向语言回归的能力。在那里，生活的意义才能像渊源生成，并最终领悟生活本然的命运。
　　我们如何领悟诗歌的语言生成，也就是如何领悟生活的意义生成。那是最为本原的语言冲动，也只有在这种语言的冲动中我们才理解了诗，现在，让我平静的读读诗人的《草原》，在那里，我们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意义，仿佛幸福的羊群，正从诗人们的舌尖上归来：“大地之心正对着蓝天 /这些青草，共用了我的血汗。/和我一起，用一滴马泪/替换了大海。它们的幸福和悲伤/我一眼就能看见。此时，它们正在变黄/――它们刚从去年羊群的舌尖上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