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的历史典故|唐朝历史上的经典典故

　　历史故事即生动又有趣,符合现代初中生的心理状态,而且也更符合现代初中思维发展的需要,同时,巧妙地讲解历史故事也符合历史教学的特点,最后,讲故事的题材也进一步符合历史课程的需要。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唐朝的历史典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唐朝的历史典故篇一：尉迟恭殴打李道宗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阴历9月29日，唐太宗李世民来到庆善宫举行宴会，而且还在宴会上吟诗作赋，有娱乐节目，参与宴会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庆善宫是李世民出生的地方，选择这样的宅子举办宴会，也可以说是比较随和的私人宴会。

　　当然，气氛随和不等于随便，排座次就有讲究。当时参与宴会的有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就是隋唐名将尉迟恭。尉迟将军的分量大家是知道的，在唐太宗开创江山的武将当中，尉迟恭和秦叔宝、程咬金等都是位置居前的大功臣，李世民当年被单雄信追杀的时候，是尉迟恭及时出马救主，将单雄信打下马，让李世民免了一难。这个不仅“说唐”里有，正史里也有。

　　然而，这天居然有人坐在尉迟恭位置的上头，老尉迟将军讲话很不讲客气，冲着那人吼：“你立了什么功劳，居然敢坐在老子上面。”

　　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尉迟将军一手好拳棒，李道宗不一会就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

　　李道宗是唐太宗堂弟，也是大唐的开国功臣，李世民看着自己的老部下殴打自己的堂弟，那滋味不好受，于是宴席也不开了，很不高兴地打道回府。

　　李世民没有公开处分尉迟老将军，而是私下里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我过去对汉高祖诛杀功臣的事，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和你们这帮文武功臣一起保守这富贵美好的生活，子子孙孙绵延不绝。不过，今天你是闹得过分了点，你任职以来，不良记录也不少，看老兄你的表现，我才明白汉高祖杀韩信，将彭越剁成肉末，也不能说全是汉高祖的错。咱们大唐立国，讲究法度，其实就是赏与罚。你该有什么待遇和恩宠都给你了，非分的你就不要去痴心妄想了。希望老兄你好好自勉，努力加强修养，不要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尉迟恭天不怕地不怕，但还是怕老大，从此，他就收敛了很多。史载他后来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

　　唐太宗这番话多少带点威胁，然而他对待老下属的方法还是很得体的，他没有选择在公共场合批评，照顾了尉迟恭的面子，选择在私下里进行教育，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也没有直接说要如何处理，而是引用历史上的往事进行旁敲侧击，可以说仁至义尽，对得起尉迟恭的功劳，也对得起大唐的法度。

　　关于唐朝的历史典故篇二：永泰公主之死

　　永泰公主(684年-701)李仙蕙，是唐中宗第七女，韦皇后所生嫡出第三女，初封永泰郡主。李仙蕙在其父李显复位东宫之后，以郡主身份下嫁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永泰公主死时仅有十七岁，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坟墓被冠称为“陵”的公主，规格与帝王相等，关于她的有众多说法，那么永泰公主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永泰公主，香魂依依;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生于帝王之家，唐中宗李显之女，武则天之孙女;喜荣华正好，年仅妙龄十之有七;恨无常早降，祸起萧墙一命归西。生之尊贵，葬之显赫，死因神秘。

　　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文献记载，唐大足元年九月，永泰郡主(时李显为庐陵王)因参与议论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为武则天所杀害。一千多年来史学家无有异议，1982年在永泰公主墓中出土了《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墓石后，遂引起对永泰公主死因的争论，有三种说法：

　　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处死。《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纪》中说：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杀邵王重润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资治通鉴·则天顺圣皇后》中说：“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

　　史书记载，均为懿德太子李重润与永泰公主，因议论武则天私生活而被其赐死。据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载，永泰公主与其夫武延基(武则天之侄孙)及其兄懿德太子李重润等，由于不满得幸于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胡作非为，私下议论，触怒了武则天，所以招致杀身之祸，于大足元年(701)九月壬申被逼令自杀。

　　其兄李重润和夫武延基忤武则天男宠张易之，为武后所杀。张易之垂涎于仙蕙的美色，奈何仙蕙不从，后来张易之在武则天面前屡次诋毁仙蕙，终于致使武则天下令赐死仙蕙，由张易之负责执行，本来皇家美眷完全可以自尽，但是张易之确下令活捉了仙蕙，将其斩首，把玩其螓首良久方才泄恨，可怜年仅17岁的美貌公主脑袋被挂在屋檐下数日。

　　中宗复位后追赠为公主，以礼改葬，号墓为陵，1960年9月，永泰公主墓志铭出土，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坟墓被冠称为“陵”的公主，规格与帝王相等。

　　一说永泰公主死于难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掘永泰公主之墓，墓室得《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碑。有人考释1960年9月出土的《永泰公主墓志铭》后，竟发现永泰公主的死因与史书所说全然不同。

　　关于唐朝的历史典故篇三：唐朝商人的起义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华，出现了许多象洛阳、长安这样繁华的商业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的势力自然有所增强。商人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更是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尽管如此，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仅是不能做官，就是连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贤明君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引发了商人的抗争，迫使他们与唐代末年的地方军阀势力联手，共同对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武力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体制。

　　一是发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长安。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势力日渐骄横。颇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对此十分不满，决定以武力削藩。无奈藩镇叛乱不断，“河南、河北连兵不息”，由此国库日益空虚，军费开支逐渐紧张起来。这时，主张“以刑名整齐天下”的奸相卢杞及其同党赵赞(度支使)、韦都宾(太常博士)等认为：“货泉所聚，在于富商”。于是，他们打着“借商”的招牌，对长安工商业者大肆掠夺，“京兆尹丰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以搒捶。”以致“京师嚣然，如被盗贼”。面对政府这一野蛮的搜刮行径，城市工商业者忍无可忍，“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卢杞)于道诉之”。最后德宗迫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也不得不下诏废罢了这次所谓的“借商”活动。(见《旧唐书?卢杞传》)这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者第一次统一的政治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二是发生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经过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唐朝已是名存实亡，各地军阀混战一片。“机智权勇，出于流辈”的王建在四川的争战中逐渐崛起，并于昭宗大顺二年(891)荣升西川节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刚刚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王宗涤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宗涤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众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为自己建造王府。绘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称为“画红楼”。由于宗涤本姓华名洪，王建以画红与华洪谐音而心生疑窦，遂有诛杀之念。恰逢大将王宗佶(亦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战功，便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诬陷。昭宗天复二年(902)，王建趁机将他召回成都责问，宗涤难以自辩，慷慨陈词：“三蜀(指东川、西川和汉川，又称三川)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最后宗涤惨遭缢杀。广大工商业者和军队将士听到这一消息异常悲愤，“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见《资治通鉴》卷258和卷263)以此表达了对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将的拥戴和对滥杀功臣的王建的愤慨之情。

　　三是发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开封(汴京、东京)。这次是为悼念宋朝名相司马光而开展的。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主将。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实施过程中有蜕变情况，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严重危害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以，当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废除新法，并把司马光推向了政治前台。这位静居洛阳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渑水燕谈录》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们空前的欢迎。“民遮道呼日：‘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东坡集?司马温公行状》)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屋顶去观看，造成“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的热闹场面。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慨叹地说：“时得人之心如此，盖千载一人而已。”评价之高，无以复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马光才比较容易地罢废了绝大部分新法。正当人们对他有更高期望时，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震动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礼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赶往西府，“临其丧，哭之甚哀”，决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们纷纷前往吊唁;而众多的工商业者也按捺不住他们的悲痛情绪，竟“罢市往吊”(《宋史?司马光传》)，表达了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缅怀深情。

　　这三次罢市分别发生在唐朝中期的长安、唐朝末叶的成都和北宋后期的开封，这些都是当时经济繁华、工商业者相对活跃的都市，罢市活动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尽管规模还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业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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