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筋一样的牛津 牛津和牛筋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二百一十四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塞义德建议捐款三百四十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牛津人却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会变成讲授如何在六个月内赚取五十万美元，“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对牛津的保守颇有微词，但牛津人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绝不做半点退让。现在，就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你怎么认为？）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重要。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人才而存在的”。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的含义。“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本国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大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说：“北大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奄奄一息。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则高出二十倍。我们的教育界却有人糊涂到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它们匆匆忙忙摘掉了“学院”的旧帽子，有了新帽子，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
　　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着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趋向功利化，教育所产生的“知识分子”逐渐沦为对技术团体唯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学家艾禾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
　　牛津大学拒绝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某种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学生可以由贵族向平民转化，但牛津的精神绝不放弃“贵族化”的精髓。它为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金钱能买到的？牛津人最可贵的是有“牛脾气”，能够坚守受到攻击的传统；北大人却学会了舍弃本就不多的传统，自以为能轻装上阵，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选自余杰著《火与冰》北岳文艺出版社版】
　　插图／差距／Akino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