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巧娘》的情节元素与主题建构的关系|聊斋巧娘讲的什么

时间:2019-05-14 04:55:44 来源:QQ空间素材网 本文已影响 QQ空间素材网

  一、引言   《巧娘》述广东某�绅之子傅廉「天阉」,因得狐精华姑帮助而恢复性能力,并在历经各种波折后得与巧娘(鬼)及三娘(狐)完婚。就其表层故事情节及人物而言,较诸蒲松龄书内其他狐鬼故事并无太大差异。杨昌年《聊斋志异研究》整理《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题材分布时,曾将该篇定性为「鬼、狐」故事,并归类于「情爱」题材,更以「性力」两字作为「备注」;[1]叶惠龄《聊斋志异中鬼狐故事的探讨》则将《巧娘》与《娇娜》同归为「反映社会问题」类别,并强调其题材为「强调朋友情义」。[2]惟《巧娘》并非《聊斋》名篇,几部重要《聊斋》的赏析选集俱未收录该篇,[3]只有民国学者海鸣于《古今小说评林》曾分析该篇为蒲松龄隐寓「反抗满清」的意识,并就该篇之人物及情节设计进行「索隐式」论证,[4]但此说已为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否定,[5]况就该篇之人物设计而论,与其说「狐」为「胡」之谐音,有讥评满清之意,不如说该篇将主角姓氏设计为「傅」,其语音与古代象征「性无能」之「腐」相近,[6]显示作者着意强调主角「性无能」的特征。然而,本篇篇末因缺乏作者自述创作动机的「异史氏曰」,使本篇主旨未得清晰交代,留下后世诠释其「主题」的空间。本文认为《巧娘》并非纯粹讲述「情爱」题材的狐鬼故事,背后隐藏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价值观的看法。以下将循「文本性」(textuality)[7]的论述方式,通过作者对特定情节元素的强调、故事人物的设计及情节段落的安排,分析本篇主题所在。[8]
  二、「性能力」[9]元素的强调与角色设计
  从叙事学角度考虑,《巧娘》的主要「角色」[10]为傅廉、三娘、巧娘及华姑,各自承担着不同程度的「叙事功能」,当中尤以三娘及华姑的「叙事功能」最为突出。就三娘的角色设计而论,其篇末虽能与傅廉完婚,但就故事内容所见,傅廉显然更倾心于巧娘,相对之下,三娘仅处于陪衬地位,更重要的是,作者似有意识通过叙述强化三娘的陪衬功能,就三娘在故事内仅有的三则对白所见,[11]其内容几乎都与巧娘相关,如三娘在道上首次巧遇傅廉并请其送信至海南,其间三娘与傅廉虽有对话,却未有提及自身状况,而送信行为某程度也只是为傅廉与巧娘的相遇作铺垫;随后三娘归家后与傅廉同房,两者缠绵之间,其对白竟也用于交代巧娘致死之由;到篇末三娘与傅廉成婚以后,因为傅廉所问,其对白也用以交代巧娘的状况,直接促使傅廉寻回巧娘,造成最后两女共侍一夫的结果。可以说,三娘于篇内的所有对白几乎都为巧娘服务,其个性及形象并不明显,但作者似不在乎;再就华姑的角色设计而论,其叙事功能则更为明显,毕竟故事内容的开展缘于傅廉恢复「性能力」,而其恢复原因则在于华姑施予的「黑丸」,可见华姑在情节内容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当傅廉恢复「性能力」后,华姑的形象即趋于负面,据文本所述,华姑为求让三娘独占傅廉,故意将其闭锁于房中,并藉词欺瞒巧娘,最后巧娘自行发现傅廉恢复性能力并与之鬼混以后,华姑更是「画夜闲防」[12](P261),致令巧娘与傅廉「两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13](P262),及后更设局使巧娘几乎不能与傅廉完婚而「埋忧地下」,可见华姑的角色已趋向负面,成为阻碍故事人物发展的主要力量,按照叙事学中「角色模式」的分类,华姑的叙事作用可谓集「助手」与「对头」于一身,[14]只不过其转折之间实有关键之处,而此关键之处,即在于傅廉的「性能力」是否恢复。
  「性能力」表面上仅为《巧娘》的情节元素,但细读文本可知,「性能力」实际是故事发展的重要关键,文中人物形象的转折皆以此为重心。除上述华姑的情况以外,其余傅廉及巧娘的角色设计更是明显,如傅廉在恢复性能力之前,其角色形象明显缺乏自信,作者对此亦刻意在文本中一再强调,如篇首述其出走之原因为「度师将至而惧」[15](P256)、又谓其初见巧娘时「意其鬼魅,毛发直竖」[16](P257)、至将与巧娘同床时又「自惭形秽,愿在下床」[17](P256)、到与巧娘同床时又「惶恐不敢自舒」[18](P257)、事后又「惶愧无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19](P257),可见傅廉在恢复「性能力」以前根本缺乏自信,但情况在华姑恢复其「性能力」以后出现转折,傅廉开始寻回自信,一再向巧娘「辄欲招呼自呈」[20](P259),更甚者竟有「独恨自献无隙」[21](P260)之慨叹。及后傅廉因故被迫回家,竟敢为迎娶巧娘及三娘而忤逆父母,甚至「白昼宣淫」[22](P262)相逼,其做法与胆量均较恢复「性能力」前截然不同。文中对比及转折即根本于「性能力」之恢复前后;「性能力」作为情节元素的重要性同样反映于巧娘的角色设计之上,如巧娘首次于文本出场时本是美貌绝伦、言辞温柔,但在知悉傅廉「天阉」之事后,其行为、语气亦不再礼貌,更时对傅廉作出嘲讽之语,如在傅廉与三娘伪装结为「兄妹」当天嘲讽两人结成「姊妹亦可」[23](P260),又在两人将要同房时暗讽傅廉而谓�「此丈夫而巾帼者,何畏之?」[24](P260)语气虽属调侃,都是针对傅廉「性无能」发出,其形象到此又作转折。至傅廉恢复「性能力」后深得巧娘欢心,从而造成篇末巧娘对傅廉的深情等待,文本虽未曾明言两人的爱情建基于「性能力」之上,但巧娘在傅廉「性无能」时既对其多加讽刺,至后来变成爱慕,可知文中关键应在「性能力」之上。综上所论,「性能力」实为《巧娘》故事发展及角色设计的关键,作者既通过情节发展及角色形象的变化「凸显」(foregrounding)[25]了「性能力」对结构故事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理解《巧娘》的主题,实不应略过此情节元素对文本主题的影响。
  三、扭曲的价值观: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杨义《中国叙事学》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普遍存在「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的「双构性原理」,意即两者在文本中往往互相制约或相互建构。按照杨义的理解,所谓「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分别指文本的「深层结构」及「表层结构」,而「主题」往往隐藏于「表层结构」之内,而体现于「深层结构」之中,故理解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主题」,其起点即在于对「表层结构」关键的掌握。[26]综上所论,「性能力」在《巧娘》的「表层结构」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情节元素」如何影响文本的「主题」建构,此即本节论述重点所在。细读《巧娘》可见,「性能力」的恢复与否不单影响文本的「角色模式」,更循此产生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情节,共同构成理解文本「深层结构」的线索,揭示本篇主题所在:第一,篇首述及傅廉「天阉」之事「遐迩闻知」[27](P256),致乡里俱不肯与其通婚,此说看似合理,但细考之下,其疑点在于「天阉」之事本属私隐,傅廉家人绝无必要广泛宣扬,则乡里众人何以得知?第二,据三娘所述,巧娘之死因竟是「适毛家小郎子,病阉,十八岁而不能人,因邑邑不畅,赍恨如冥。」[28](P260)意即巧娘之死缘于其嫁予毛家小郎子后不能有正常的性生活,因而邑邑不畅而怀恨致死,但设身处地于古代的社会环境,女性的性欲理应处于压抑地位,否则将被视为淫妇,而妇女多能以贞洁自持,对性爱之事避而不谈,故巧娘之死因在当时并不常见,死因有异于传统价值,此其可疑之处;第三,傅廉恢复「性能力」后为娶巧娘与三娘,竟以「白昼宣淫,意欲骇闻翁媪」[29](P260)作为强逼父母之手段,此又大异于一般价值观,其更为可笑者,在于「性能力」本属私隐之事,但傅廉之「性能力」竟为其父母「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阉,将论婚于世族」[30](P260),虽说这是弥补其子屡遭歧视的行为,但以「性能力」作为宣告内容,始终有欠妥当。作者正是通过文本的客观叙述以交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并刻意让文本的角色对此习以为常,借以显示现实世人在扭曲的价值观面前同样盲目。事实上,「性能力」以至「性欲」虽为普遍世人所共有,但绝不应成为宣告乡里的内容、也不应成为抑郁致死的原因,更不应用以作为胁迫父母的手段,但上述事情于《巧娘》内统统变成故事内的情节,「性能力」更在作者有意识安排下成为角色形象的转折关键,进一步强化「性能力」在文本世界的重要性,从而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表达得更为突出,表达了作者的「孤愤」。以往论者讨论《聊斋》篇章主题多涉及其「孤愤」的讨论,并将其「孤愤」联系于作者生平各种遭际,[31]但无论是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贪腐欺压、科举制度的不公平以至凉薄失德的世风等等均与「价值观」紧密相关。正由于社会价值观已遭扭曲,人心不古,方才造成种种不公平的情况出现,而蒲松龄既处身当时的时代,耳闻目睹有关事情,且蒲松龄多以儒生自许,背负着传统儒家的道德价值观,此早为清代评论者所指出。[32]蒲松龄面对着价值观扭曲的现实,本于儒者的责任感,自然尝试将之写入《聊斋》的虚构世界,用以讽刺当世,藉其故事内容之荒谬,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33]倘此说成立,《巧娘》述及人、鬼、狐之情爱故事应视为表达手段,仅为其表层结构内容所在,其文本主题未必根源于此。仅将《巧娘》视为普通的情爱故事,恐会失却作者故事背后隐藏的意义,加之本篇篇末缺少「异史氏曰」交代其篇章主旨,更易使人沉溺于情节之中而忽略探究其确切主题。
  四、结语
  循「文本性」分析寻绎文本的「主题」类近于「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前提在于依据文本归纳所得的「主题」不应与读者已表明的创作意图发生冲突。[34]上文我们已藉清人评论印证《聊斋》对社会风气不无讽刺,可见前文的合理性所在,《巧娘》断非纯粹的情爱故事,而其文本以「性能力」作为情节发展及角色设计的主要元素,更是有意突出文本世界的扭曲价值观,藉以观照现实,表达作者对各种不平际遇及社会现状的孤愤所在。站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价值观,这种社会性的内容实为文本正面评价的前提,即现代还是一样,如台湾学者罗敬之《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即曾指出�
  所谓「警发薄俗」、「劝善惩恶」及「扶树道教」者,是作者欲在无聊之中,善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与人类应尽的责任。因此志异诸多篇目,显示出家庭以至社会伦理的可贵,故事中若无这些伦理道德的充实,则必然缺乏中心主题,其内容也必然乏善可陈,甚至索然无味。因而志异之所以能传诵古今,流播中外,即因深具雄厚的道德力量。[35]
  「主题」的道德性有助于提高文本价值,仅以《巧娘》一篇而论尤觉合理。平心而论,本篇艺术手法相较其他《聊斋》篇章不见突出,[36]惟其情节丰富,且「主题」具有深度,故能称为佳篇。
  
  注释:
  [1]详见该书「《聊斋志异》篇目题材意识分类列表」。参见杨昌年:《聊斋志异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96年版,第30页。
  [2]叶惠龄:《聊斋志异中鬼狐故事的探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3]笔者曾翻检就读院校图书馆内几部重要的《聊斋》赏析选集,俱未发现该篇之赏析篇章。笔者曾翻检之书目包括�1.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聊斋志异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2.刘烈茂等评注:《新评聊斋志异二百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董乃斌,黄霖著:《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4]海鸣《古今小说评林》提及�「今之满清,真欲为胡而不可得,亦人世伤心之事也。其评〈巧娘〉一则曰�『外肾为势,天阉者何势之有?一旦服华姑之丸,而白画宣淫,其倚势妄为,岂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哉?夫微贱幸进豪门,初未尝不自惭形秽,继而工狐之媚,旋即假虎之威,意气扬扬,骄人白昼,诚有如傅生之乍膺九锡者。可笑也夫�』虽然,此岂胡人若此,今日滔滔者天下皆是矣。」详参朱一玄:《数据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508页。
  [5]论者总结20世纪以来的《聊斋》研究时,曾提到�清民国确曾掀起这种「索隐式」的讨论,并认为这是当时学者基于政治环境而提出的见解,其论说已脱离文本本身,未必可取。详见汪龙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4页。
  [6]古代称割去生殖器的刑罚叫腐刑。
  [7]所谓「文本性」(TEXTUALITY)论述,据廖炳惠所述,其意为「通过批判的阅读或解读的方式,将文本的脉络及其批判的意义加以释放。」据笔者理解,其意即在于通过文本细读及线索的分析,将文本的深层次主题描述出来。详参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据该书前言,廖炳惠现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本书为其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的作品,后在内地刊行。
  [8]加拿大学者高辛勇曾参考「解构主义」的论证方式讨论《画皮》一篇的主题,启引了本文的论述方向。详参[加拿大]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1页。
  [9]确切地说,《巧娘》的主角傅廉并非「性无能」,而只是阴茎短小,未能有效进行性行为,而华姑授其黑丸,其作用是将其原来短小的性器官变得巨大,大大增强了其性能力。下文为论述方便,一律以「性能力」称之。
  [10]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根据西方叙事学理论,认为故事「人物」及「角色」严格意义上应有分别,其分别在于「角色」「一定要与叙事作品的功能性事件有关,也就是说,它是事件行动的一个因素」,与「人物」不一定具备「叙事功能」的定义不同。详参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11]三娘在故事中仅有的三节对白分别为�1.「倘之琼也,有尺一书,烦便道寄里门。老母在家,亦可为东道主。」、「华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256页);2.「(引者补充�指巧娘)鬼也。才色无匹,而时命蹇落,适毛家小郎子,病阉,十八岁而不能人,因邑邑不畅,赍恨如冥」、「实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独居无耦,我母子无家,借庐栖止。」(260页);3.「妾负姊矣」、「妾母子来时,实未使闻。兹之怨啼,将无是姊?向欲相告,恐彰母过。」(263页)。上述页码据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13][15][16][17][18][19][20][21][22][23][24][27][28][29][30]本文版本据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4]根据王平引述西方学者的「角色模式」理论,故事中的「助手」是指在故事发展中曾对主角有所帮助的角色,而「对头」则指故事中阻碍主角达成目的的角色。据王平引述,论者认为两种角色的存在及巧妙利用能使文本的情节更曲折复杂,有助建构更有深度的叙述文本。详参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309页。
  [25]据廖炳惠所述,「凸显」(foregrounding)「是一种用来强调关键文本的策略,使观看和某些文字的意象本身即具有特殊的优位性,使主角在情节发生和进展的过程中,通过叙述技巧将某些动作主题刻意凸显。」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6]杨义《中国叙事学》曾指出「结构之道用以笼罩全文,结构之技用以疏通文理,二者的功能是具有统摄和具现之别的」。至于两者的「双构性原理」及两者与文本主题建构的关系,则可参考该书第一章「结构第一」部份,详参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1页。
  [31]杨昌年《聊斋志异研究》曾将蒲松龄于《聊斋》抒发之「孤愤」分为三个方面,依次如下�1.「数奇抑悒与文士反讽」(引者案�包括科举不公及文士陋习等)、2.「天上人间的现实讽喻」(引者案�主要针对社会状况及风气以作讽刺)及3.「由数奇困�而转求情爱平衡而特重揄扬女性」等,详见该书第三章至第五章「聊斋主题意识析评」的相关讨论[杨昌年:《聊斋志异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96年版,第99-165页。];再如张俊《清代小说史》也曾就蒲松龄的「孤愤」内容有所归类,其说法依次为�1.暴露社会政治黑暗、同情人民抗争;2.抨击科举制度弊端和祸害;3.讴歌男女情事,寄托人生理想;4.抨击凉薄世风陋习,歌颂道德情操;5.抨击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不当的思想意识。[详参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15页。]因篇幅所限,上文所述主要就两者归纳「孤愤」内容的共同点进行论述。
  [32]清代论者多有点出《聊斋》的社会意义,如南村《聊斋志异跋》「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以悲以深也�」(476页)、蒲立德《聊斋志异跋》�「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476-477页)、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亦谓�「先生此书,议论纯正,笔端变化,一生精力所聚,有意作文,非徒纪事。」(479页)、「《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等(481页),其中冯镇峦的说法最是详审,只是正文为篇幅所限,未能列出讨论。上述引文后之页码主要参考朱一玄主编:《数据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3]有关蒲松龄将其个人遭遇寄托于《聊斋》文本的问题,论者多有讨论,其中最新近的研究成果为刘绍信:《隐喻寄托模式探微》,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第18-22页。
  [34]陈美林《中国古代小说主题与叙事结构》曾提出任何有关小说主题的诠释必须留心以下数方面�1.按照文本得出理解;2.总体上与作者意图不矛盾;3.参考作者身处的时代背景;4.主题的理解能使过去的论者接受。正文因篇幅所限,未有详细交代有关论点。就上述标准而言,本文所得的「主题」结论应能成立。详参陈美林,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结构》,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35]罗敬之:《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第194页。
  [36]《巧娘》的艺术成就相对其他《聊斋志异》的篇章并不突出,不外乎以说话反映人物性格等,其篇内艺术上至为特别之处,在于作者有意通过人物对话制造幽默感,如篇内述傅廉在三娘归来后与巧娘的一段对话即是,但这种幽默感在《聊斋》篇章之中亦不罕有,故本文不拟就此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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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乃斌,黄霖著:古代小说鉴赏辞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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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拿大]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汪龙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陈美林,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结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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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杨昌年.聊斋志异研究[M].台北:里仁书局,1996.
  [10]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12]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3]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4]刘烈茂等评注.新评聊斋志异二百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15]刘绍信.《聊斋志异》隐喻寄托模式探微[J].北方论丛,2011,(2):18-22.
  [16]罗敬之.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M].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194.
  
  
  (李佩欣 香港城市大学 9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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