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侦探(四)】贵阳飞虎侦探公司假吗

　　3 　　出了医院大门，我才觉得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这是门外几声清脆的鸟叫把我唤醒的。一切残酷现实都扑面而来。我出来之前看了医院大厅的液晶显示屏，10月2号，星期四，现在我才发现今天是个阴沉而又可疑的日子。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拿一张能证明我身患癌症的纸条，医院开出的消费清单我也没拿，那的确是笔庞大的消费，从塑料针管到大型检查，所有消费项目都涵盖了。这还没算我的住院费用，那又是另外一笔花费。我只是从柜台的护士那儿拿起来瞧了瞧，然后便递给了她，让她等我回去付清。我空手进来，又空手出去，看起来没什么损失，但我带回了一个坏消息，显然，还有一堆麻烦事等着我。
　　我婉拒了吉尔伯特校长用他的公务车送我回去的建议，理由是怕引起弗吉尼亚的注意――我以前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这会引起弗吉尼亚的怀疑。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想因为患病而博取大家的同情，当然也讨厌这种送我回去的提议，我的身体还没差到这般地步，我自己能回家。谈好条件后，他们答应让我立即动身回家，只是提醒我不能再劳累了，我最后还是要到这儿来的。这时候液也输完了，我换好了来时穿的那套不冷也不暖（对这个反常的十月天来说）的衣服，出去时我发现菲利普已经不见了，只有助理在外面，他休息了好一阵后又重新搀扶起吉尔伯特。
　　刚走出医院门口还好，但当我走远，走了将近两个街区后，我的腹部就越来越痛，有时候我得捂住那片区域，疼痛才能稍微缓和点――那地方有个肿瘤，就算不去摸，我现在也知道了。这是个阴沉的星期四，灰色的云层很厚，空气也稠密得令人窒息。我昏倒之后到医院，现在又昏昏沉沉地出去。来的时候我处于昏迷状态，一醒来什么也忘了，就连日期和时间都忘了。现在我出来了，像一个坐了十年牢的犯人出狱了，蓬头垢面，精神萎靡，还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落魄到连一个迎接的亲人都没有。某种程度上我比犯人还不如，我的生命顿时变得很有限，上帝判给了我没有固定时间但最终会到来的死刑。和那些喜获自由的犯人不一样，我出来了连一件行李都没有，在一簇簇穿透云层的具有金属质感的建筑物的包围下，我显得更加落寞。有趣的是我知道了今天的日期，10月2号，不是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很有意义。我懵懂地从医院那栋建筑出来，仿佛来自于母体，这个日期赋予了我重生的意义。也许，这样短暂的重获新生并不能代表我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我开始觉得充实的生活也是任何长度的生命的必需品。
　　是的，我得了肝癌。我没抱怨自己早生了十几年，也许不久后有对付癌症的特效药问世，但它现在是一种绝症。根据某份调查，有很多人都是被它吓死的。在书本里我见识过很多吓人的东西，也见识过很多疾病，我不认为我就能被癌症和死亡吓倒。唯一让我焦急和不安的事就是，眼看着我和弗吉尼亚的婚期临近，却发生了这么一件我怎么也没预料到的事。这也让我感觉到了接下来的日子里的充实，我将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瞒住弗吉尼亚，或许最后我会康复，也可能我会死，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把这个消息瞒住。这个消息会击垮弗吉尼亚，到时候不幸就是属于两个人的了。如果我会死，那么我认为在我死的那一刻她才知道实情最好，那时候她最多会昏过去，而不用遭受看着我慢慢死去这种绵延无期的痛苦，再给她瘦弱多病的身体火上浇油。当然，钱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她的地方，我会给她留下负担，但我会尽力弥补，毕竟学校的工作我不会丢。至于婚礼，我想最终会取消，这会让布莱克先生眉开眼笑。这只是假设我会死的情况，如果我能康复，我和弗吉尼亚还是会结婚的，反正现在婚期还没有确定，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把它给延期。这种时候，事情如果有布莱克先生的阻挠将会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但是，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死了，同样是在死的那一刻，我除了让她知道我得了肝癌这种不治之症，还会给她道歉，告诉她我们不能结婚了。弗吉尼亚是个倔女孩儿，我指不定她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但她也有一颗冷静的头脑，仔细想一想总会想明白的。
　　医院离我那套独成一栋的公寓不远，我记得我说过，只隔了两条街。医院是个来来往往的公共场合，和我一同出去的还有好几个病人。他们有些是病愈出院的，还有的愁眉苦脸，亲属陪在他们身边，只等他们钻进早就在外面等候的汽车，就可以离开这里了。我也想快速逃离这个地方，但没有人来接我，所以也没有在外面等候我的汽车。我手一挥准备招下一辆出租车，却发现我家离医院不远，像我这种病人都可以轻松过去。我挥手的时候刚好有一辆车尾被刮花的出租车从我身边经过，司机开得很浮躁，后视镜差点挂到我的衣服。他见我招手，便立即放慢速度从我身边开过，一双不友善的眼睛盯着我看，出租车里很黑。那是渴望的眼神，尽管这个留着络腮胡的粗壮大汉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其实只挥了一下手，便随即意识到我家的具体方位，于是我向他解释说我弄错了。他咒骂了一句，然后车速骤然加快。出租车尾部涌出一连串灰色颗粒，在离地面不远处飘散，颜色慢慢变淡，我想到它们最终升到了高空中，形成了今天我仰望到的天空颜色。
　　铅灰色的云层很厚，把气温压低了好几度，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十月。我把双手插进衣兜里，稍微竖立起衣领，蜷缩了一下身子，把姿态调整到我感觉最好的状态，没有受凉，没有疲惫，也没有疼痛。我开始行走后，调整的姿势被破坏了，一些不好的感觉向我袭来，例如腹部的疼痛，我只得更加厉害地缩起身子，衣服口袋里的手也捂住那块地方。这是一条主干道，有很多下班的行人走在路上，但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我混在他们中间，让他们觉得我和他们一样。这让我觉得很兴奋，在他们眼中，我是个健康人，每天都能这么活着，当然在弗吉尼亚眼里我也可以这样。只是，这个时候，他们的行走像在放慢动作似的，我一个人领先他们一大截，我努力放慢脚步，他们却始终跟不上，连动作都变慢了。这是条回家的路，但我觉得这也像条生命之路。我借着记忆里的街景，接连拐过几个路口，下了一个坡，在坡底的一家水果店买了一袋苹果，大概有六个，准备提回去跟弗吉尼亚分享，最后，我还经过了几个左拐右拐。所有人都被我甩在了后面。
　　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的身子颤抖了一下，我试着去解释这个颤抖，但我没办到。我甚至把右手提的苹果放到了地上，这么做不是因为它的重量，而是因为我需要思考，但我发现我根本没思考。我只是在等待，我只是在假设我没带钥匙，或是钥匙在我昏倒后的一番拉扯中弄丢了，现在我毫无办法，只能按响门铃等着这扇温暖的家门慢慢移开一条缝隙，门缝里露出一只泪水汪汪的弗吉尼亚的眼睛，或者探出一个显然受尽折磨的脑袋――她一直在等我，期间她尝试了很多方法，但就是没法联系上我。是的，比起这样形单影只地回家，我更期待这种回家方式。但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孔，我还转动了门把，“吱呀”一声，门开了，眼前空无一人，玄关里没有我期待的人影，只有两双凌乱摆放的拖鞋。我认出了有一双是她的，粉色拖鞋，头朝内，她一连穿了十几年。从我们的恋情确定开始，她就常常趿着这双拖鞋，鞋的表面已经磨掉了很多，图案也残缺不全了。还有一双我认不出，可能是我的，为了迎接我回家――以前总是这样。我从不记鞋的样子，平时家里也没有客人来拜访，所以我穿的拖鞋都是弗吉尼亚安排的，这是个我根本不用去注意的小细节。我急匆匆地把苹果提了进来，扔到了地毯前的地板上，随后自己也进来，拉上了门。没有过多的思考，我就穿上了那双朝向外面的陌生的棕色拖鞋，走到屋子里寻找弗吉尼亚的身影。我喊了她的名字，声音由弱渐强，音调也逐渐升高，但没有她的身影。以往在家里，在我们互相看不到的地方，她总是用愉悦的升调回复我的呼唤，然后我就沉默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游戏，我没有事情找她，只是确认一下她的存在，看她是否还在家里，她的回答会让我有安全感。
　　然而今天，她没有给我这个有安全感的回复。有一会儿，在我一件一件检查家里物件的过程中，我觉得她可能是在生闷气。那时候，她可能正被痛苦和猜测搅得死去活来，她坐立不安，我却在失去消息后在她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安然回家了，还是自己开的门。她一时没反应过来，尽管我已经回来了，但她还陷在痛苦中，这是矛盾的，但多数时候我们的情绪就是这种情况，不能说它是自作自受，而是它不受我们控制。我为什么不肯接她一下电话？回她一条信息？她打电话到学校，但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正在开会，不能进去打扰。我和同事交往甚浅，她又没有我同事的电话，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到校长。她呆坐在沙发上等了很久，觉得是时候了，就又打电话给学校，那边的人说会议已经结束了，我应该已经回家（这是个对我的昏倒不知情的接线员，或者学校嘱咐他替我隐瞒这件事）。她又拨通了我的电话，接通了，但仍然没人接。痛苦在她的胃里翻江倒海，她不停地拨弄自己的头发。
　　这时候，我回来了。她紧张的一切都放松了下来。但她脑袋还不是理性的，她躲了起来，想躲到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就像我对待她的那样。我觉得要使她彻底放松下来，恢复理性，就应该柔和地去对待她，而不是直呼她的名字：“我回来了，亲爱的。亲爱的，我回来了。”我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地呼喊这个短句子，想让她回心转意。
　　但她还是没有应答，我只能认为她还是在生气。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随着我把家里的每一件东西检查完毕，我的猜测也结束了。沙发，椅子，办公桌，餐桌，餐盘，叉子，双人床，一件件物件从我眼前流过，我努力审视它们，但没有发现弗吉尼亚的踪迹。既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猜测，那么接下来我就应该着手证明这个猜测的真实性。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打开了所有家具的柜子，小到一辈子可能没几次机会去打开的抽屉，大到每天都会开关十几次的衣柜，一格一格的柜子等我去排除嫌疑，它们最有可能是弗吉尼亚的藏身之地。
　　我认为当我在检查每个柜子时，最好应该保持安静，时刻注意周围的声音变化。因为在我检查柜子时，弗吉尼亚很有可能就藏在离我不远的柜子里，她听我一遍遍深情呼唤她的名字，往日的场景同样在她脑子里浮现，委屈和身不由己混杂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禁悲从中来。但她不能哭出声，她觉得给我的惩罚还不够，所以不能发出声响让我发觉。但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只好小声抽泣。这也是可以听见的，恰好房间里很安静。于是我在检查的时候格外注意周围的声音。突然，我听见了一阵很细微的流水声，类似于人小声抽泣后擦眼泪擤鼻涕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自己的推测万无一失了，顺着声音到了卫生间里。但最后我还是失望了，被一种疯狂的念头所驱使，我甚至掀开了马桶盖，发现流水声不过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它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自动放出点水来。
　　我又重新检查起柜子来，虽然遭受的打击不小，但毕竟柜子还没有检查完。按着顺序我来到了最后一个检查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卧室。在此前多个房间的检查中，除了卫生间里传来的流水声，我一无所获。卧室是我们最重要的地方，里面藏着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银行卡，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证件，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还有一张我们的合照摆在弗吉尼亚的梳妆台上，上面还摆着她中意的第五大道香水，这些东西都完好无损，摆放的样子就像我离开时的一样。正因为我知道卧室里的柜子的重要性，所以我打算大干一场。尽管医生叮嘱我不能过度劳累，而我又感觉此时实在支持不下去，又快昏倒了，我还是集中意志去检查了，投入我全部的精力去检查了。而结果是，我没费多少精力，只是打开了所有柜子的门，用最少的消耗达成了最终的目的――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即弗吉尼亚藏在哪儿的问题。我当然没有在柜子里发现弗吉尼亚，我只是发现柜子里空了一大半，她的几乎所有衣服都不见了。她只留下了一套睡衣，那是她唯一一套，只有一半被胡乱地挂在衣架上，还留下了所有羽绒服和防寒服，它们在衣柜里东倒西歪。柜子里那个樱桃红的行李箱也被拖走了。看上去她走得相当匆忙，连睡衣也没有拿，这代表她当时没有考虑到睡觉的问题，或者没有心思去考虑睡觉和住宿这些细节问题。果然，我去卫生间看了看，她没有拿走牙刷、牙膏、牙线和漱口水之类的洗漱用具，毛巾也还安然地挂在那儿，化妆品和护肤品一件也没有拿走，这不像是去旅行的样子。至于羽绒服和防寒服，我认为她是嫌这些东西过重，而不是打算很快就回来，看看现在反常的天气，这些东西迟早会用上的。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是整个屋子有东西不见了，那肯定是弗吉尼亚拿走的，这些柜子里充满了香水味。我打开了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有现金、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里面显然被翻过，东西都明显移动了位置。我快速而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现金一分都没少，后来我又出门去查看了卡上的余额，发现金额也没有少，这说明弗吉尼亚没拿钱。但她拿走了她的护照，另外，驾照也在她身上。
　　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不论我再怎么呼喊，弗吉尼亚肯定都不能回答我了。她并不是在生气，而是离家出走了，原因不明，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我不知道。她可能在我早上还在上课时就走了――但今天早上我和她告别时她没有任何异样；也有可能在我昏倒后送往医院时就离开了，不管我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关她的事了。不管怎样，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仍然是找到她，把整个事情弄清楚，我只要求这样，也许就我现在的状况来说，放走她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精疲力竭地走到客厅，坐到了沙发上，按住腹部疼痛的地方。我已经无法忍受了，但我还是要找出弗吉尼亚，用这有限的时间。我环视周围，四周的场景没有任何改变，如果她从这个屋子里离开了，眼前平静的景象就像她只是出去散步一样，一到点她就会回来。
　　我像躺在躺椅上那样舒服地躺了一会儿，可能20分钟，也可能有半个小时，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它在我现在所拥有的时间里已经算很长的了。我把身体靠在沙发上，借此恢复精力。我稍微感觉好了点，但疼痛还是在向我肆无忌惮地进攻，这是躲不掉的。在这段有限的休息即将结束时，我听见有人按门铃。门铃响声到后来变成了急促的敲门声。最开始，我告诉自己弗吉尼亚这时候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个行李箱，她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可能她是到某个隔得较远的城市去面试去了。在我艰难地从沙发上直起身，蹒跚地走去开门的那段路程里，我又推翻了之前的猜测，我得让自己死了这条心，说不定门外只是个问路的路人，或者是来收各种账单的工作人员。好吧，人就是那么奇怪，当我越靠近那扇门时，门外的人就越好像是弗吉尼亚。明明只是一个平常的开门动作，我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和紧张，以至于我忘记了疼痛。所有人在现实和理想作斗争的时候，都会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例外，于是我屏住了呼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