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改地名之风何时休? 何时秋风悲画扇

　　问：瓜田先生，好久不见了。这次您想谈点什么话题呢？ 　　答：这次想谈谈全国风起云涌的大改地名之风。 　　问：啊，这问题有点意思！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有关改地名的报道。听说，这地名改一次，成本很高，不光是政府各个部门更换几个图章这么简单。有统计说，改一个地名至少要花多少多少钱。地名变来变去，大家徒增了许多麻烦，办事也不方便。为什么许多人还乐此不疲呢？
　　答：主要是利益驱动。如果一个地方因为改了地名而扩大了影响，继而发了财，你说这事儿能不让别的地方眼馋吗？湖南大庸县，地处武陵山区，闭塞落后，鲜为人知。县城极小，曾被笑称“抽一根烟就可走遍”。1994年4月更名“张家界市”后，知名度立马飙升。据说，2009年旅游收入已突破一百亿元，跃入全国一线旅游城市行列。为突出文化旅游主题，以景区命名所在城市的做法，“传染性”极强。如四川省灌县改名都江堰市、福建省崇安县改名武夷山市、四川省南坪县改名九寨沟县、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改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等等。这些市县的更名，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城市知名度，旅游收入也确有明显增加。平心而论，这些地名的变化，文化损失还不是很大。
　　问：也有改得不成功的例子吧？
　　答：有的。安徽省徽州地区1987年改名黄山市。从改名那天起，反对意见就没有断过。区政府驻地屯溪和黄山两个地方距离比较远，硬扯在一起，很牵强。更重要的是，一个是人文景观的荟萃之地，一个是自然景观的天下奇绝，搞成一个城市，没有相得益彰，反倒把徽州文化这个重要的看点给淹没了。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改名后，虽然黄山门票价格上去了，但经济发展成效并不大。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徽州文化的影响反倒被弱化了。
　　改得不好的，还有江苏省地级市淮阴市改为淮安市。淮阴就是淮阴，也很有历史内涵嘛，用得着抢人家县级市淮安的名字吗？结果淮阴市成了淮安市，而县级市淮安则成了淮安市楚州区。据说，改名十年来，原淮安的百姓一直于心耿耿，要夺回“淮安”二字。要问“淮安”两个字为何如此受欢迎？一想到这里是周恩来的故乡就明白了。如果就事论事，这个“淮安”迟早还是应该还给原来的主人。更离谱的是，有人以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称“上马湖”，这就是怕原来的地名耽误自己升官，靠改地名来转运，完全将地名当成了祈福避邪的工具了。有人把胡改地名指斥为“文化强拆”，我觉得说到了点子上。
　　问：看起来，地名的改与不改，如何改法，还真有些学问呀！
　　答：学问大了。外国人对人名和地名的选取和改变好像没有这样热衷，但中国人是很当一回事的。这里面恐怕有个“文字图腾”的影子在作怪。许多家庭给孩子起个名字，企业起个名号，都是不惜工本的。好像一个名字就能改变事物本身似的。一个皇帝，本来有一个年号也就够了，但有的皇帝就闲得闹心，过几年就要换个年号，以为这样就能带来好运。南宋小朝廷的赵构更是无聊，还要把年号作为地名，硬加给他的临时首都，这就是绍兴这座城市名称的由来。赵构是想通过这种做法，让他的“帝祚”兴盛起来。结果还是被人家给灭了。用改换人名和地名的招数来改变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的命运，虽说有点荒唐，但迷信这东西的，从古到今，不乏其人。所以，今天一些地方热衷于改换地名，乱哄哄地越搞越热闹，并不奇怪。
　　问：听您这么一说，中国人给人和地方改名字，还真有点历史传统。
　　答：是的。1986年颁行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地名必须保持稳定性，除重要的、名不符实的或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等非改不可的地名外，其他无特殊理由的地名原则上不改。联合国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曾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我也认为，地名不是不可以改，但必须慎重，有了相当充足的理由才能改。否则像现在这样，许多地方的官员都有改地名的冲动，如果都把地名改掉的话，再过一些年，中国地名就“焕然一新”，乱得谁都没法儿看懂地图了。
　　问：您说改地名要慎重，该怎么个慎重法儿呢？
　　答：最不慎重、最儿戏的，是“文革”十年。因为要体现“彻底革命精神”，凡是有“封资修”嫌疑的，都要改。当时北京的地名就被弄得面目全非了。王府井被改成“人民路”，东交民巷被改成“反帝路”，记不得什么地方了，叫“反修路”等等，能改的全都改了。因为革命的旗号总归有限，结果到处都是“东方红”、“工农兵”、“东风”、“红旗”等地名，重名率极高。革命旗号跟食物弄到一处，也产生了意外的喜剧效果。我记得，当时东单有一个肉店，被改成了“红日肉食店”。也看不出起名字的人对伟人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好在时间不长，就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的一些旧地名也改得比较厉害，有必须改的，也有一些是用不着改的。比方说，某些古时延续下来的地名，含有对少数民族或邻国的轻蔑，有的地名是外国列强欺侮中国时候打下的烙印，当然需要改改。但也有因为过于敏感，或者思想过于偏激而改的，随意性比较大。记得湖北省有个黄安县，因为“黄”在当代被赋予了一些不大正面的色彩，人们听着不顺耳，于是就改成“红安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照顾与两个友好邻国的关系，分别把辽宁的安东和广西的镇南关改成了“丹东”和“睦南关”。以今观之，似也大可不必。“安东”是“安定祖国的东方”，与邻国无关；“镇南”也是“镇守祖国的南方”，也与邻国无涉。况且这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中性色彩的地名，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改后的名字就好么？“丹东”是打算“丹”自己还是“丹”别人？自己已经很“丹”了，不必对东方一个小城市再“丹”一番。“丹”邻居，就有“革命输出”的嫌疑，邻国“丹”不“丹”，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能强加。事实也表明，我们对邻居能做的事情也极有限。再说“睦南”，地名虽说很友好，但到了兵戎相见的时候，该出兵还是得从这里出兵。如果搞得彻底，连“关”字也不宜用，友好的弟兄，应该四门大开，为什么要“关”呢？应该叫“睦南路”或者“睦南场”之类的名称。所以说，拿地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问：云南的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您没有提，那不是也很成功吗？
　　答：我没有把它归到成功的一类。我对把文艺作品中虚构的地名搬到现实中来“坐实”，一直不以为然。比方说“香格里拉”，这是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一个虚构的地名。因为希尔顿的描写，香格里拉成为扬名世界的神秘乌托邦。小说中的香格里拉，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原，湖泊白玉般纯净，人们的生活安然、闲适、知足，不同信仰的各个民族和平共处。这里没有纷争，没有罪恶，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宁静。这里是人世间的净土，更是藏传佛教的精神净土。云南迪庆人认为，他们的山水草木、人文环境与小说中描写的相似，于是，就宣布香格里拉的原型在迪庆中甸。但四川稻城人则坚持认为，香格里拉是他们那里。“香格里拉”这四个字，现在是十分美好的世外桃源的一个代名词。世界上任何具体的风景区也比不上这种想象中的天堂。那就应该让我们保留这份想象。现在中甸把这四个字抢到手里，据说也促进了旅游业。但我以为，从文化角度来看，还是得不偿失，一个美丽的想象被彻底毁掉了。后代的人可能以为原来外国人小说中的香格里拉就是中甸县这个样子。中甸县改名之后，我去旅游过。当时景点很少，记得有两个景点就在一条河的河边，没有任何修饰和点缀，只有几匹马站在那里，供照相用。这景色一览无余，有几分钟就看完了。最可看的，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喇嘛庙。可惜，导游把游客领到门口，却遇上一个不开面的老喇嘛。此人面色阴沉，拒不开门。导游说：“今天不让进了，回去吧。”游客问道：“就这么几个景点，算什么“香格里拉”？”导游道：“‘香格里拉’的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你心中怎么想，它就什么样，随你想好了！”这巧妙的回答，把众人闹了一个大窝脖，顿时没电。所以说，你改的名字把游客的胃口吊高了，也有新的麻烦。与“香格里拉”类似，把文艺作品中的地名“坐实”的，还有“沙家浜”等地名。“沙家浜”本来是小说和戏剧中虚构的地名，现在也被其原型给坐实了，成了真的地名。时间一长，后人们也就很难分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上的著名地点不少，如果大家都牵强附会地把好端端的地名改成作品上的名字，那可真就乱了套了。
　　给地方改名字，反映了当地管事人不自信的心态，说明这些人心中对本地的内涵和优势没底。因此寻找外在的办法，改换名字，重塑形象，重新吸引人们的注意。我曾经想过，最值得改个名字的城市，是杭州。谁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干嘛不改成“天堂市”？这有多响亮、多气派！这名号，别人也不敢抢。至多，苏州有点意见，那也可以协调一下，杭州叫“天堂一市”，苏州叫“天堂二市”，也不错。可惜，人家杭州人和苏州人都不肯改名字，人家心中有数，“天堂”二字好是好，但概念太虚，太空，哪里比得上杭州、苏州的名头有风格、有韵味？如果你搞不出韵味来，就是起一个再好听的名字，不也是白搭吗？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急着给自己改换名字的地方，往往都是工作不太得力，地区特色不够突出，经济没搞上去，于是想到了这么个不大费劲只是要花点钱的馊主意。因为没有抓住根本，所以，即便上面同意，把名字改了，你该落后，还是照样落后，新地名根本救不了你！
　　问：瓜田先生，听说河南一个号称“老子故里”的地方的县领导，为该地提高知名度，同时打击“竞争对手”，拟将该县改为“老子县”。您怎么看这件事？
　　答：我相信会有这种事。这些人也许搞经济没有办法，但搞这种花架子，计谋多得用不完。我们不妨想一想，就算上面批准你叫“老子县”了，你的日子就立马好过了？全世界就都来看你的老子了？经济就上去了？鬼才相信。中国历史悠久，名人也多得数不清。各地如果都以人物作地名，比方说，曲阜就成了“孔子市”，邹县就成了“孟子县”。诸子不光是孔孟啊，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多了去了。三国的名人也不少，曹操、刘备、孙权、关羽、诸葛亮，能覆盖神州大地的一大片呢。中国的地图就成了中国历史人物志了。现在，河南的新郑市要改为轩辕市，湖南耒阳要改为蔡伦市，也都是这个思路。
　　问：除了以景区和名人为由改地名的外，用名优产品作地名的也开始出现了。
　　答：是啊。云南思茅市为打造“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已经改名为普洱市了。普洱茶早已是深入人心的名品，产地叫不叫普洱市，并不重要。产品跟地名捆绑在一起，其实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好，地名可能跟着风光，可是你想过没有，产品倒了牌子怎么办？地名肯定要受连累，一起倒霉，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了。那就再把地名改回来？累不累？中国名茶还有不少品牌，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出现“铁观音县”、“龙井县”、“碧螺春县”、“毛峰县”？和茶一样，有人也在打“以酒名市”的主意了。贵州的茅台镇生产一种酒，叫茅台酒。现在反过来，要用“茅台”作为市名，来代替贵州仁怀市。据说，这是为树立“中国酒都”的城市形象。中国名酒也很多，恐怕很快就会出现“五粮液市”、“汾酒市”、“剑南春市”？再往下发展，就是药了。可供考虑的，也不少，如“盖中盖市”、“云南白药市”、“冬虫夏草市”等等。
　　问：报纸上说，湖北的襄樊，经过多年的努力，把名字改回了“襄阳”。这件事您如何看？
　　答：这属于该改的，值得改的。“襄阳”作为地名，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史书和古诗中，人们常见其名。你改成襄樊，这个历史的传承关系就断裂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地名具有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更改，历史事件、典故、文化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淹没。”与此有点类似的，是“仙桃”改回“沔阳”。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联合湖北仙桃籍“两会”代表委员上书建议案：将仙桃改回沔阳。理由也是同样的，“仙桃”与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关系，改名仙桃，不吻合该地区的地理特点和历史传统，因为该地区既不盛产桃子，也没有关于仙桃的神话传说或故事。而“沔阳”对本地人就太亲切了，历史上也是人人都熟悉。这样的改名，属于拨乱反正，应该肯定。
　　问：据了解，目前酝酿改名的城市还为数不少：石家庄市想改成“正定市”或“西柏坡市”，河南周口市想改为“陈州市”，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与贵州水城县都想改为“夜郎市”，陕西省扶风县因为名气不如本县的法门寺大，也想改为“法门寺县”，连西安市都想改回“长安市”了。还有更搞笑的，张艺谋拍了一部电影，叫《山楂树之恋》，外景地在湖北远安县。这个县可能实在是没有其他起名的资源可以利用了，于是想把远安县改为“山楂县”。好莱坞大片《阿凡达》风靡全球，取景地张家界因为深得改名的好处，立刻想要跟跟风，把“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其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缺乏文化自信的虚弱，受到广大网民的批评。
　　答：我也都听说了，你也能猜出我对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要将石家庄改名西柏坡，是想借“红色旅游”宣传的光，又想摆脱“全国最大（村）庄”的说法。还是透着不自信。扶风县改为“法门寺县”不如一步到位改成“佛指舍利县”。不过，我对西安市改回长安市有点兴趣。一提长安，真让人心潮澎湃，血脉喷张啊。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改成西安市。不过西安市也用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要折腾了吧！
　　问：瓜田先生，我们两个对改不改地名的问题讨论得津津有味，又是否定，又是肯定，好像我们能说了算似的。
　　答：正是因为没有决策权，说话才能信口开河嘛！还是那句老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瓜田：杂文作家，《求是》杂志原文教部主任）
　　漫像／蒋文兵
　　插图／无题／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