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金短篇小说《查房》的道德主题与艺术性解读】 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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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金的短篇小说《查房》是一部以道德救赎为主题的小说,在叙述视角上以第三人称限知视角,采用内视角与外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并巧妙地植入了戏剧因子,如三一律,情节的突转,语言的动作性,情景的对比,达到了类似戏剧的效果。
  关键词:利金 《查房》 叙述视角 戏剧性
  
  利金(1894-1979)是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老作家,苏联作协最早的会员之一。利金是一位高寿而又多产的作家,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七百多篇短篇小说。他特别擅长短篇体裁,被誉为“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和特写的优秀艺术大师”。[1](P3)三十年代他到全国各地体验生活,漫游全国,写了一系列反映远东建设生活的作品。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利金担任了《消息报》的随军记者,出版了描述战争的文献性作品。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利金的创作以道德为主,利金从真实的生活出发,利用反衬和隐喻的手法,描绘生活中的善与爱,谈人情世故、伦理亲情、为人之道。他的小说偏重于容纳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因素[2](P10)。利金在他的作品中坚持继承美好的有益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日益关注前苏联社会的道德伦理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文学课题,但却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其发挥到极致。他的笔触几乎都伸向那些平凡而又普通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褒美普通老百姓善良真诚的心灵,唾弃虚伪、自私、损人利己的一切污行和令人厌恶的市侩习气,在这一点上,他不折不扣地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的优秀文学传统。他的小说几乎都取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以人类社会美好的传统道德尺度去评价,这一切都是含蓄的、内蕴的、艺术化的,而非表面化的道德训诫,这使他的小说充满了少有的温情。尤其是作家所褒赞的人世间的善良、关怀、宽容、真挚、诚实、爱心等,大都存留在纯朴的饱尝生活艰辛的孤苦的老人身上、不幸的妇女身上及弃儿身上,这更使他的作品多了份凄恻、忧郁与感伤的情调。他晚年的作品,更渗透了一位老人对人生百味的体尝,作品之叙述风格恰似一位耄龄老者对后人的呕呕细语(但绝非絮叨),作品纯净得如深秋的湖水。本文从叙述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他的短篇小说《查房》的艺术特色和深刻而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
  现代叙述学理论高度重视小说的叙述视角。在众多的小说技巧中,叙述视角起着决定作用,叙事视角决定着故事的发展。独特的叙述视角是作家对生活独特的艺术处理的基本途径,是作者创作风格的表现,因而也是读者理解小说的重要途径。
  《查房》描写年轻的大夫谢尔盖耶夫在查房的过程中偶遇到一位病人,这是一位糊里糊涂度过自己那无声无息的一生,现在再也无人需要的老人。这位所剩时日不多的病人,有一个肾脏必须摘除。当年他是松林疗养院的看门人,医生的父亲是疗养院的主任医生,三年前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主任医生被指控见死不救,故意拖延时间。那天晚上医生的父亲因患有气喘病,不得不时走时停,可以想象是多么艰难,可还是赶了过去。到达出事地点时,却迟了一步:是一辆过路的汽车把伤者运走了。疗养院的看门人,也就是这位病人却作证:根本没有见到主任医生出来。父亲为此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而始终捍卫医生的名誉。一年前,父亲因为此事郁郁而终。在《查房》这部小说中,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并将内视角与外视角结合,完成了小说直接层面的叙事。第三人称限知叙述始终以人物的眼光取代叙述者的眼光,让读者紧随着主人公来切身观察和体验医生和病人、善良的人和自私的人相见、交流的全过程,体验人格健康、高尚和人性的庸俗、自私。在叙述中,利金有意避开叙述者对人物外貌、精神及心理的主观分析和评价,而让人物心灵自然流露,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将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生动鲜活地展示出来。“一见到赫列博夫他就想到了父亲,一阵剧烈的悲痛顿时涌上心头。他想从自己心中找出对这个可以说是出卖父亲的人的仇恨,或者哪怕是一种鄙视的感情。然而现在,这种鄙视或者仇恨对赫列博夫这个行将就木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内心的独白将年轻医生复杂的心理活动充分展示出来,先是面对仇人的愤怒,再是从仇恨到谅解,完成了主人公心路历程质的飞跃,展示了主人公博大的胸怀。“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当时是喝了点酒,心想,这事可别把我也牵扯进去,最好说我什么人也没有看见,什么事也不知道。”看门人在事情发生之后,不是去说实情,连起码的人的道德底线都没有,明哲保身,自私自利,昧心说假话,作伪证,不为别人的名誉考虑,他的心理活动充分表现了一位“失去一切、失去自己”的可怜而又可悲的人的心路历程。这些内心独白是主人公自我倾诉,潜意识的真情流露。这种基于内视角的心理感受活灵活现,真实可信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人格特点,展示了人物隐秘的精神世界。
  正因为如此,评论界称他的短篇小说为“短篇心理小说”。[3](P43)在小说的开头,作者也采用了外视角的叙事方式,叙述视角伴随着人物视角逐渐扩展开来:“在进门的病床上,他看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病人。他长着一只大鼻子,那羊毛般卷曲的花白胡子蓬松凌乱,长长的身躯使病床也显得短了。”“量完血压,重新用被子把那长长的,锁骨凹陷的身子盖好。”“赫列博夫睡了,像死人一样把脑袋向后仰着,粗大的喉结在脖子上凸露出来。”“赫列博夫的亚麻色的头发已经变成黄色的了,那巨大的骨头架子也仿佛要顶破压在它上边的被子似的。”他只剩下一幅巨大的骨骼,缺少灵与肉的躯体。作家没有采用叙述者的语言直接叙述,而是利用人物的眼光去勾勒这个行将就木,病入膏肓,孤零零像根手指头一样生活的可怜人的现状,为主人公由憎恨、同情,到决定以老朋友的身份去救治,一方面救治他得病的身体,一方面救赎他罪恶的灵魂的描写做了铺垫。
  二
  小说与戏剧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对情节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这并不表明二者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小说家和戏剧家都用故事、性格描写和对话的共通因素来写作,但是他们不同的写作条件却影响了他们的故事叙述,性格描写和对话。这些差异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喜剧的更大的速度,更大的压缩和更大的生动性,以及它的动作性[4](P18)。利金的小说构思时就以精炼为本,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把情节和细节,把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心理冶炼结晶到极致。[2][P13]在这一点上,利金在他的短篇小说里做到小说与戏剧的完美结合。
  利金的短篇小说《查房》借鉴了在相当时期被奉为法宝的“三一律”。“三一律”即一个人物,一天之内,一件事情。这部短篇小说整篇除了二、三百字的简洁回叙外,全部情节都只在一个场景――病房中,通过两个人的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展示出来。《查房》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医生巧遇自己的仇人,冤家路窄,要让医生去履行救死扶伤的道义,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明白,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硕大的“蚕茧”――围绕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物关系及矛盾冲突该有多么丰富的情节丝线可以抽出,可以拉长,可以编织一匹“引人入胜”的锦缎。但这位优秀的作家不落俗套,不热衷于这类表层化的喜剧性的“热闹”场面。他时刻关注的、并细微地去揭示的,始终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并在这内心的冲突中去显示人物道德的力量。从早晨查房开始,发现病人,到第二天早晨接手病人,一天之内的事情。四、五千字的篇幅内作家就完成了对一个人从身体到灵魂的救赎,完成了从仇人,只是一个病人,再到老朋友的角色转变。从尖锐的矛盾冲突到“有一位老朋友在您身边,您也许会感到放心一些”。矛盾化解了,心结打开了,展示了医生高尚的情操,这种人物身上大幅度的转变就是在这浓缩的戏剧性中完成和跨越的。
  突转是戏剧术语,亚里斯多德明确指出它的含义是“行动转向相反的方向,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造成相反的结果。”《查房》这部小说的情节极具突转性,按照常理人们发现自己的仇人,尤其是致其父亲去世的仇人,出现抱怨、争吵,种种过激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利金的笔下故事情节却没有按常理发生。在查房时“在病人的名字后面,填写着他入院的原因,就在这时,那长着大鼻子和卷曲胡子的面孔,仿佛是张照相的底板,突然和姓名并排地闪现在医生眼前”。但接下来情节发生了急剧突转,谢尔盖野夫拿起病人那粗大而沉重的手腕,一边自己看表,一边问“您在什么地方上班”。他打开扁平的血压计黑色的小盒,把压力带缠在赫列博夫的前臂上,量完血压,并盖好被子。没有责问,没有谴责,面对仇人的一切可能出现的举动都没有出现。正是这种突转,让作品更加的引人入胜,充满悬念,更加充满温情。到故事的结尾。完成了最高层次的突转,“我只知道,您――是一位病人,而我――是医生。就是说。我应该给您治病,而您的任务――就是恢复健康”。医生没有想到用医术报复仇人,他选择了从别人手里接过病得相当严重的仇人,用医生高尚的职业道德去救治他的病体和灵魂。利金利用喜剧性的突转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主题和题材,它在警醒人们:不要让你心中的道德缺失甚至死亡。
  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是动作的艺术。[5](P13)动作、活动是戏剧艺术,演员艺术的思想。[6](P56)在戏剧中,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的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而动作,由于起源于心灵,也只有在心灵性的表现即语言中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明确。利金在他的小说中精选准确到位的词语描述鲜活生动的动作,借此传递源于人物内心的信息。“谢尔盖耶夫坐在桌旁,面对打开的透气小窗吸着烟。袅袅青烟同今天早晨意外碰见的事一起在眼前飘动,使他浮想联翩……”他陷入回忆之中,想到为捍卫医生的名誉而郁郁而终的父亲,一阵阵剧烈的悲痛涌上心头。“您认出我来了吗?”“又见面了,”“您的妻子还健在吗?”“请把您的一个病人转给我……”利金通过一系列的动作,通过主人公说出来的一系列的话语,给我们清楚地描述了医生的心理活动,以及超越自己的转变。他放弃了个人恩怨,尽心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把根本不是自己的病人,转给自己,这与赫列博夫明哲保身,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置别人名誉于不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利金的语言设计简洁、精确,句句台词直入主题,精炼到极致。在故事的结尾,“在赫列博夫的眼睛里,恐惧消失了,转而用惊奇的目光望着大夫。接着,赫列博夫闭上了那双呈淡青色的眼睛,而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已雾蒙蒙的看不清大夫的身影了。”“赫列博夫把头转向大夫,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他。这时已不再是雾蒙蒙的了,因为饱含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沿腮流下,不再妨碍他的视线了。”作家对“看”“哭”这样司空见惯的动作进行了精到细致的描述,故事以动作结束,耐人寻味,完美至极。哭是感情的迸发,泪水洗涤了心灵深处的污垢,灵魂得以升华,年轻的大夫以自己的行为圆满完成了道德救赎的使命,唤醒了人的良知。情感本身就是一种唤醒,唤醒了那个心理不健全、人格不完善的人的觉醒意识。只有重建我们心中的道德,人格才得以健全,社会才可以有序。
  小说中相互对立的情节与戏剧中相互对立的情节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利金始于构思时的艺术节制一直是备受称道的。他能恰到好处的掌握艺术上的适当性,分寸感,在构思时不断地对人物和情节进行删减、压缩、提炼。集中描写主要人物,以自我的深刻体验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力求以最短的篇幅达到最理想的艺术效果。他的精炼短篇小说,往往反映宏大的主题,小说采用反衬、对比的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查房》中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一主一次,明线和主线是医生和病人,而另一条就是两位父亲之间的较量。赫列博夫――这位自私自利的父亲,孤苦伶仃。“女儿如今在西伯利亚,已经和我这个父亲断绝来往了。可能是嫌我老了,怕我拖累她。生活已经毁了我,老伴死了,女儿连送葬都不回来,只寄来了二十卢布。两张钞票――这就是我从女儿那里得到的一切,就是我的妻子养育她,疼爱她得到的报酬;为了女儿,我甘愿受苦受罪,可我没有任何过错呀!”而另外一位慈父――医生的父亲,正直而又善良,深受子女尤其还有他的儿媳的爱戴,他坚持要娜佳成为医生,并帮助她进入医学院学习。有关父亲的一切,娜佳都觉得无比珍贵。这样的情节对比,一方面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使人们明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另一方面,对老人、病人这些弱势群体,我们要宽宏大度,以德报怨,这样的对比情节,更加有力地打动读者的心灵。苏联作协在利金去世后的《讣告》中,称他是一位“文学巨匠和辛勤的耕耘者,既是文学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
  利金的短篇小说《查房》只有一个场景――病房,但是描述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我们心中的道德问题,以善为本,在生活中不要用自己的言行给他人造成伤害,这是为人之根本。医生和病人是主要人物,面对行将就木的孤独老人,放下心中的积怨,实施以道德的拯救,这是这部小说的寓意所在。利金通过这部小说在警示世人,展示了作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一方面,他在这部小说的构思上,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横剖面式和缩束式的结构体,他没有从几年前的回忆着手,逐一描述故事的全貌,而是力避情节重复堆叠,人物要少之不能少,场景不求太全,故事情节压缩到病房,最能体现故事高潮。描写主人公性格时,抛弃了有头有尾的纵向式的结构,没有把故事情节全面铺展开来、引出许多无关紧要人物的膨胀式的写作,而是在构思、写作中时刻把握艺术节制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在小说中,巧妙的植入喜剧因子,场景简单,三一律,情节的突转,语言的动作性,情景的对比,都使小说达到了类似戏剧的效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到意趣横生,思维紧张,几乎等同于观众看戏剧表演的艺术效果。他的这部优秀的短篇小说像兰花般清雅、素净:只几条弯弯的绿叶,中间托衬着一、两朵洁白的小花,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赘枝累叶,但日久弥香,沁人心扉。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项目“利金短篇小说的道德主题与艺术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1JK0430。)
  
  注释:
  [1]参见[苏]《文学报》,1979年10月10日第三版。
  [2]李知:《利金的小说:始于构思时的艺术节制》,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3]陆肇明:《无巧不成书的秘密》,当代外国文学,1981年,第2期。
  [4][美]乔治贝克著,余上沅译:《戏剧技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5]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6][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林凌等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卷),北京电影出版社,1958年版。
  
  
  
  
  (谢红芳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 7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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