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写作人生 [影响我人生和写作的阅读]

　　何小竹　苗族，1963年生。80年代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自1999年开始主编《中国诗年选》。现居成都。 　　我出生于1963年，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的阅读从连环画开始。第一本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然后就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现在我都还能记忆起，父亲将这些连环画书从新华书店里拿回来的时候，书页中散发出来的那种让人欣喜的油墨味。
　　当我身边的同龄人还在读连环画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读“字书”了。“字书”是我们区别于连环画而对小说的一种称谓。最早让我喜爱也让我受益的字书，仍然是高尔基的那个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奇怪的是，在当时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以及那样的年龄(十一、二岁)，高尔基这样的异域作家，以及他笔下的异域风情和异域人物，在我读起来却并没有“隔”的感觉。我分析不出这是什么原因。但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之前先看过的那套连环画为我对这套字书的阅读打了底子。画中的外婆，几个舅舅，还有高尔基本人的形象(童年时候的，少年时候的，青年时候的，那些穿着和发型)，以及俄罗斯的房子和街道，俄罗斯人的生活场景，都已经很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读字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浮现在眼前，所以不“隔”。
　　分析起来，高尔基给了我这样几个很关键的影响：1、埋下了将来做作家的朦胧的种子；2、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渴望早日进入社会，所以，才没按父母的意愿参加高考，高中未毕业，就进来剧团(涪陵地区文工团)；3、幼小的心灵被融入了一种俄罗斯味道的苦难意识。
　　我至今不后悔这样的影响。后来我也读了高尔基的《母亲》，但没有像读他的自传三部曲那么喜欢。再后来，我从一部新编的高尔基文集中，读到他的几个以前从未被我们翻译和介绍过的短篇，是他的早期作品，如《二十六个和一个》等，让我更加坚信，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到我去剧团之后，已经明确地有了做作家的念头。只是，这样的念头能否成为现实，却是十分茫然的。团里一个拉板胡的同事，他叫吴世康，以前是一家私人诊所的医生，比我大十多岁，我问他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向我推荐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是1979年，我在涪陵图书馆借到了这部书。我带着寻求人生意义，以及对自己将来能否成为作家的疑问，开始了对这部书的阅读。团里还有一位拉小提琴的，当过知青，叫冯小波，也很喜欢文学，他介绍了他的朋友欧阳无尽给我认识，他们都在“文革”中偷偷地读了一些两方文学名著，便热情地向我推荐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毛姆的作品，比如《大卫・科波菲尔》《复活》《卡拉玛卓夫兄弟》《红与黑》《刀锋》《月亮与六便士》等等，并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我的自我意识有了空前的觉醒。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不是狄更斯的，也不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斯特里克兰德(高更)的“塔希提”，长期以来都是我的种精神向往。
　　我沉浸于西方古典(十八、十几世纪)文学达四年之久。除小说之外，也较为系统地阅读了曲方文学史，尤其是勃兰兑斯的《十几世纪文学主流》，给了我一些基本的文学概念。这期间，我开始尝试诗歌写作。最早的模仿对象，是北岛、芒克和顾城。我没有读到当时处于“地下”的《今天》杂志，北岛等人的诗歌，我是通过一本叫做《未名湖》的校同刊物接触到的，是北大的一本校同刊物，里面有一篇评述北岛他们诗歌的文章，文章里引用了他们的一些诗，这些诗与我之前读到的那些诗(臧克家的．田间的，艾青的，以及毛泽东的)不同，很受刺激，便开始模仿，也写了一些语焉不详的诗。不久，也就是1982年，剧团去一个叫武隆的县城演出，在当地的新华书店里，我买到了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以后又陆续买到第二册，第三册)。说实话，买是买了，但我这时候对“现代派”的作品及其理论还是很隔膜。带着“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阅读“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作品，完全不得要领。直到这一年的夏天，我认识了本城的两个文学兄长，朱哑宁和陈乐陵。我的阅读趣味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朱亚宁那时是电大的汉语言文学辅导老师，已经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小说。陈乐陵在教育局工作，自身的专业是绘画，却热衷于写诗，朱亚宁看见我书机里的那些藏书，挑出一大半，阴沉着脸说，这些垃圾，可以烧了。我就问，那我该读什么?他看见了我摆在桌上的《外因现代派作品选》，就拿起来翻了一下，说，就按上面选的这些作家读，并特别提到了卡夫卡。他说到卡夫卡的时候，那语气，不像是在说自己的偶像，轻描淡写的，就像说的是身边的某个熟人。而陈乐陵，又是另一种风格。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卡夫卡的崇拜，不仅嘴上滔滔不绝，还利用自己的绘画才能，临摹了一幅卡夫卡的肖像，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也将自己写卡夫卡的一首诗念给我听。诗的标题就叫《卡夫卡像》。对于老乐(朋友们对陈乐陵的昵称)溢于言表的卡夫卡情结，朱亚宁总是表现得有点不以为然。但我是以为然的，若干年之后，受媒体之约，我写了一组回忆八十年代的阅读的文章，第一篇就是《从卡夫卡开始》，“我的八十年代的阅读，从卡夫卡的《城堡》开始。……我必须承认，《城堡》以及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不仅对我的文学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对我世界观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严重的，我开始用卡夫卡似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事实是，那以后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从卡夫卡的那个‘城堡’中走出来，在1988年的阳光中透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如果说，让我迷失的这个“城堡”还有一座附属建筑的话，那这幢建筑毫无疑问就是博尔赫斯。几乎是在“认识”卡夫卡的同一时期，我“认识”了一批二十世纪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家，艾・巴・辛格，阿兰・罗布・斯。其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成为我那时期与《城堡》并驾齐驱的常备读物。在那种回忆八十年代阅读的文章中，有一篇就叫做《火车和轮船上的博尔赫斯》，“一次，我的朋友陈乐陵告诉我，他觉得《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是一本始终读不完的书。我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有同感。一般我上了火车或者轮船的卧铺之后，总是很随意的翻看其中的一篇小说。从得到这本书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按顺序去读过。其结果就是，这小集子中的许多篇小说我可能重复读过很多启蒙，而其中的另一些小说，却始终没有被我碰上一过一次。这情形简直跟博尔赫斯在他那篇《沙之书》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奇妙的错一这并非我的刻意，我真的是多次尝试从头读起，下决心不漏掉其中的任何一篇，但都没能成功。要么是因为轮船到岸 或者火车到站而中断了阅读；要么就是眼皮沉重，疲乏不堪而合上书页。当下一次重新阅读的时候，我又会发现，仍然是从一篇已经读过的地方开始。”
　　回忆八十年代的阅读，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罗布格。里耶和他的《橡皮》。关于我怎么在八十年代读《橡皮》，我在1994年的一首题为《在一艘货轮上阅读罗布・格里耶的》的诗中记叙得很完整了――
　　
　　那是一艘贵州货轮
　　在乌江上航行的那种货轮
　　船长为我在驾驶窗的旁边
　　安排了一间客房
　　我带了一部海鸥牌相机
　　准备拍摄沿岸的风光
　　另外就是
　　一本罗布一格里耶的小说
　　那是1983年的冬天
　　我记得从彭水的港口上船
　　一直往上游航行了三天
　　在思南县靠岸
　　但是我没有上岸
　　而是在港口
　　的水上旅馆住了一晚
　　就是那天晚上
　　我读完了《橡皮》的最后一章
　　第二天搭乘另一艘货轮
　　返回下游
　　在船上
　　我又重读《橡皮》
　　这一次的阅读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以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们早就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了，我于八十年代初接受到这样的“诗学”冲击，直至十年后，�敢将诗写得不像“诗”。
　　整个八十年代，我主要是写诗，基本上没写过小说但在阅读上，我读小说却硬比读诗多得多、那些翻译过求的“�代派”诗歌，我普遍的读不大明白，我记得我读得相对兴趣和感觉一点的，是史蒂文斯和弗罗斯特，而史带文斯也主要就是他那首《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这也是陈乐陵十分迷恋的一首诗，是他推荐我阅读的，至于艾略特和埃利蒂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让我敬而远之的诗人。因此，影响我诗歌写作的，一方面，是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罗布・格里耶这样的曲方小说家。另一方面，也足更加重要的方面，就是我的问时代的中国诗人。北岛的《同答》《迷途》，芒克的《向日葵》，顾城的《弧线》《远与近》，李亚伟的《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杨黎的《怪客》《冷风景》《高处》，吉木狼格的《怀疑骆驼》《榜样》，小安的《种烟叶的女人》，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尚仲敏的《卡尔・马克思》，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明月降临》，于坚的《尚义街6号》《远方的朋友》，胡东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万夏的《诗人无饭》，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柏桦的《悬崖》《表达》，张枣的《镜中》，梁晓明的《各人》《向米罗致敬，半夜我披着窗帘起飞》，宋渠、宋炜的《家语》，丁当的《房子》，于小韦的《火车》，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等等。这些我同时代诗人写于八十年代的作品，今天也仍然是我有兴趣一读再读的经典。
　　在结束这篇超长的阅读随笔的时候，思绪又重新回到了1982年。朱亚宁带着卡夫卡似的表情，看了看我写的那些诗，沉默了一会，似乎面有难色，最后终于很不客气地对我的模仿对象进行了一番抨击，并指着我的那些语焉不详的诗句说，这样写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