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尘樾硬伤_对凌华光先生的“硬伤”提法的商榷

　　读了《东坡赤壁诗词》2008年第四期凌华光先生的《从好唐诗也有硬伤说起》的文章，特别是凌先生在评论时提出唐诗部分作者如李白、杜甫、贾岛、宋之问、陈子昂、李商隐、韦应物等名家的作品都有“硬伤”，显然诗仙诗圣之称者有之。但我看来，“好的唐诗也有硬伤”的提法似乎不够确切，希望向凌先生请教。
　　下面我想就“硬伤”的提法，提点浅见。
　　所谓“硬伤”，我认为是伤筋动骨的创伤。而不是什么轻伤，只是擦破皮而已。至于古人的诗作中出现“硬伤”，绝不是疏忽、大意出现的，特别是唐代诗人名家，更不可能有意给作品留下伤痕。大家都知道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的故事，与韩愈成了挚交，缘于一个“敲”和一个“推”字。但贾岛的“此地聚会餐”诗句，不合五律的格律“硬伤”出现，难道作者没有发现或者不知道?我想他自己会作处理的。古人是如何对待硬伤这个问题呢?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唐开元时崔颢写的《七律・黄鹤楼》内容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据《千家诗》载：“李白欲题黄鹤楼诗，见颢诗而止。自以为不及也。”我认为崔颢的这首律诗。不仅有数处不合七律的格律，也有“空悠悠”的三平脚，还有数句用同一个字。难道诗仙李白就看不出来崔颢《黄鹤楼》的“硬伤”；反而自叹“不及”。而不为黄鹤楼题诗?我的浅见是评诗。也要看作者所处的时代(即历史)。即要看诗的发展和历史背景。
　　先得说说诗的体裁。《诗经》中的诗一般都是合乐的。创作方法大体包括诗的体裁、格式、表现技巧和创作方法，它讲求作诗时必须注意立意、布局、造句、用韵、用字、对仗等方面的规矩和创作的手法。古人提倡要依法作诗，依傍固有的法度，但也不以墨守陈规为尚。
　　大家知道，在唐代，诗人写诗有古体诗和近体诗。就七言古诗来说一般又分为歌行体和古诗体两种。前者流行于天宝年之前，后者流行于天宝之后，为李白、杜甫所倡。五言律至唐沈俭期、宋之问始可称律。总的说古体诗是相对于近体诗(格律诗)而言的一种诗体。一般而言。唐代以前的诗统称为古体，又叫古风，它的韵比较自由，可以押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又可平仄互押，可以转韵、通韵；有平仄的区别。但不很讲究，不讲声病，有骈偶而不讲严格对仗，对仗的位置也不固定，不求工整。不避用同字，字数可以五官、七言、四言、四言三言、五七杂言、三七杂言、三五七杂言。但古体诗不像近体诗一样有严格的规矩，只，是用韵时要双句押韵。但古体诗有一种是不入律的新古体诗。这是在近体诗出现之后不受格律的约束的古体诗，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等人写诗多有此类作品。我认为唐代是古体诗与近体诗改革发展交替年代，诗人写诗是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如高适、王维、自居易、元稹等人仿效古诗的格调而作的采取近体诗的某些格律写成的诗。综上所述，我的理解，凌先生的文章举例认为包括李白在内的作品在格律上都出现“硬伤”。可不可以说是唐代新古体诗允许的一种写法?凌先生把当代写近体诗的要求来衡量唐代某些诗作，似乎让人不好想。而当今诗词提出改革创新，今后诗词界作如何发展，其成果还要拭目以待。寄希望于后来的精英。
　　其次。凌先生在文章中提出唐代诗人第二个“硬伤”是“三平调”。在近体诗中“三平脚”和“三仄脚”是绝对禁用的，但古体诗在平仄的运用上，多用“三平脚”，古诗使用“三平脚”也不单纯的以三个平声字结句，而且也要求上句的第二字用平，第五字用仄，然后以对句三平脚应之。据王士祯《古诗平仄论》说“出句终以二、五为凭，落句终以三平为式”，但这些出句和对句，都不能杂入律句。如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尝读文士传，最嘉陶征君”。我认为“三平脚”视为古体诗。同样对唐诗可以不视为“硬伤”，因为唐代是古体诗与近体诗所交替年代，不知凌先生以为如何。